明末清初徽州的书画市场

荆浩匡庐图

“欲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汤显祖的这一首诗道出了徽州无限的神秘。徽州自古人文荟萃，商业繁盛。到了明代尤为突出，时人张瀚在《松窗梦语·商贾纪》中说：“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可见徽州人有着善于经商的传统。

当时的徽州人“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导致丰富的艺术珍品积聚徽州，使其成为当时全国最有影响的收藏地，亦带动了周边地区古玩市场的发展。

那么，徽州的艺术品市场到底是怎样的?又有哪些自身的特点呢?

一、鉴藏风气与参与群体

徽州的书画市场甚为活跃，当地人们的收藏亦相当可观：宋元明清近千余岁，陵谷变迁，未受兵革，书籍、碑版、金石、书画之藏，至明弘嘉，搜罗宏富，家弦户诵，虽吴越文物之盛，无以逾之。古玩收藏竟达到“家弦户诵”，可见其参与市场群体的庞大。

这种风气自然影响到徽州：滥觞于江南好事缙绅，波靡于新安耳食，诸大估曰千曰百，动辄倾囊相酬，真赝不可复辨，以致沈唐之画，上等荆关;文祝之书，进参苏米，其敝不知何极。

明末徽州鉴藏家收藏的法书名画不计其数。徽州籍著名藏家兼古董商人吴其贞就有着深刻的体会，他把自己历年行商古玩的所见所想，都记录在自己写的《书画记》上，让我们得以真实地看清当时市场中方方面面的细节。吴氏出身于收藏世家，其父吴豹韦“笃好古玩书画，性嗜真。尤甚于扇头，号千扇主人，然不止千也。”他曾于1639年在溪南观画：“余至溪南借观吴氏玩物，十有二日应接不暇，如走马看花，抑何多也!据(汪)三益曰，吴氏藏物十散其六矣。……其风始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丛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居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内名器。”此话中所提及的徽州几个大收藏家族皆为徽州名门望族，也是富甲一方的徽商世家。这种以宗族为纽带形成的社会收藏结构，使徽州的收藏具有自身独特的面貌。

徽州参与艺术市场的群体除了徽商之外，还有画家、官绅、医生、装裱工、平民百姓、门客等皆有收藏，几乎涵盖了社会各阶层。

清初著名的画家王鉴对收藏非常喜好，故山水擅长临摹，对于董、巨尤为精诣。吴其贞去过王家观赏书画，如1643年四月二日，他过太仓王元照家，观赏了关仝《溪山积雪图》绢画一卷，甚剥落，画法松秀。他判断是元人笔，非关仝画也。吴注曰：元照，讳鉴，风州先生孙也，性恬雅，善丹青，宗董巨二家，而好古之风盖家传也。”

同时，徽州当地的官绅也大都参与到收藏之中。如陶元祐，崇祯十六年进士。壬辰(1683)年正月二十六日，吴其贞与他一起到吴门，观赏一个名叫于庭的人携来两张名画，一幅是元代曹云西的《群峰雪霁图》大纸画，另一幅是赵仲穆的《渊明图》小纸画。曹画被朋友归希之以他物易去，《渊明图》因陶公见之与己同姓，事迹又相同(陶公入清后便隐居)，故赠之。

此外，名医和市民也有相当的收藏。程元允，溪南人，为郡名医。闲时喜讲究法书名画，人亦恬雅。家藏有朱熹《祖帐帖》及元人书。再者，普通百姓收藏书画，在当时也不乏其人。

明末时期，裱褙工在艺术市场中也十分活跃。裱褙工因其工作环境的便利，经常接触书画原作，耳濡目染，时间长了对书画真伪自然有所领悟，从而成为市场参与群体的一员。而且装裱工“由其能知纸纨丹墨新旧，而物之真赝已过半矣。若夫究心书画，能知各人笔性，各代风气，参合推察，百不差一，惟际之能也。”

二、交易方式与书画的作伪

徽州的书画市场有一定的规模，吴其贞在《书画记》中提起家乡龙宫寺古玩交易场所时说：“余乡八九月，四方古玩皆集售于龙宫寺中。”据吴氏观察，龙宫古刹位于村口，每当“秋月百物萃集，为交易胜地，将颓，输金万余锭新之”。

其时徽州书画市场的交易方式已是十分多样化。吴其贞购买书画作品，有的是在道院成交的，说明佛寺道观起着中间商的作用。如“住元振兄山中，乃一孤僻高僧也。手中藏有贯休《长眉长者图》绢画一幅，气色尚佳，相貌慈善，笔法沉着古雅，绝无时俗气。”吴其贞原本想买下，已谈好价格，但临时有急事，故未能成交。当然，获得书画的方式多种多样，当然也有别人赠送而来的，如上文中提到的吴其贞就赠予陶元祐画就是一例。

除了以上交易方式之外，徽州各地均已形成固定的艺术品交易集散地，如吴其贞曾于“邑中市上”得“梅道人《竹梢图》”等作品。可知这是一个有专门卖书画的市场，而这类似于店铺的市场早在南宋时期就已出现。

既然明末书画的交换如此方便迅畅，那么也不一定仅限金钱交易。其实这时期还有以物换物，报以礼物人情，或留画家在家中款待代替金钱的方式来获得艺术品。如董其昌有次想以黄公望的山水画与汪珂玉换沈周的《阳冈图》，只是汪珂玉不愿意：“时董太史欲以子久山水相易而未果。”但也看出以这种方式交换藏品已属普遍。此外，以人情交换的。在万历四十年三月一日，李日华“为海盐郑茂才图四扇”，作为不久前对他“以朱西方村诗集见饷”的回礼。

然而，明末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书画交易日趋繁荣，出现了“太史之字与画，毋论真赝，即其厮养赝为者，人争重值购之”的景象。不少文人也参与书画作伪，从中牟利。尤其是苏州地区的作伪甚是严重，波及到江南各个地区。徽州自然也深受影响。据沈德符观察：“骨董自来多赝，而吴中尤甚，文人皆借以糊口。近日前辈，修洁莫如张伯起，然亦不免身此中生活。至王伯谷则以此作计然策矣。”

正是这种环境下，作伪谋生的人就忽然增多。尤其在书画市场发达的徽州地区甚是严重。如徽州溪南吴龙，其“聪明多技艺，多出自己意，未尝学于人。若临界摹宣德炉、接补汉玉颜色、制琢灵壁假山石、修补青绿铜器，一一皆瞒过有见识者，此为溪南神手”。很明显，这种专门人才是在艺术市场发展到一定的成熟地步后应运而生的，所谓“瞒过有见识者”，正是已经具备了作伪的先决条件。

书画作假的发达，使得方法也花样百出。不仅有割裂分装、添加名款、残缺补全，亦有临摹充真等等方法，可谓无计不施，令买者防不胜防。

三、徽州与周边市场的互动

徽州的地理位置优越，离江南地区的余杭、苏州和嘉兴都很近。随着明末经济的发展,交通的便利，徽州的书画市场与周边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两地之间的往来逐渐频繁。

其时书画交易已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当地的徽州人时常与外地的书画藏家互通有无，再带回到家乡本地交易，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流通。如徽人詹景凤(1520一1602)就是一位长期往来于江南的徽州鉴藏家。在其书画著录《东图玄览编》中记载了许多徽州鉴藏家的书画藏品，以及他与江南鉴藏家藻鉴书画的事迹，詹景凤对各地的审美趣味有一定的了解。他认为当时徽州的收藏趣味多继苏州之后，徽州的鉴藏家受到苏州书画鉴藏趣味的影响，紧随其后。

徽州繁荣的书画市场及丰富的藏品，吸引了大批外地知名的画家、收藏家过来游玩作画及购藏，使徽州的书画得以迅速流通。史载沈周、董其昌、陈继儒等都曾经到过徽州，并在徽州留下不少画作。其中董其昌多次来徽州，他在交游购画的同时，亦留下了许多画作。许承尧《歙县闲谭》载：“董其昌为诸生时，游新安。江村江一鹤迎馆于家，克其子必名。居年余去。所遗书画真迹最多。”董其昌与上文中提到的吴廷交好，他来西溪南时一般都居住在吴廷的“余清斋”，此斋的匾额也是董其昌亲手所写。同时，著名文人收藏家钱谦益也曾来此地购买书画作品。钱谦益曾从丛睦坊购置了一定数量的宋元人书画作品。徽州发达的艺术市场，使苏州人的古董商人也会慕名来到徽州收购艺术品。如上文中的郑廷奇是一位长期从事古玩买卖的苏州商人。

除了这些知名的收藏家来徽州购买书画，一些当地的书画中介者也会把徽州的艺术品带到江南各地去卖。出现了专门从事艺术品交易的中间商人，即“牙人”。他们时常往来于徽州和江南之间，出入嗜好艺术收藏的富商及文人之宅，成为当时艺术品交易的经纪人。有了这些书画交易人，使徽州与周边地区的书画交易变得异常顺畅，书画市场日臻完善。徽州书画大都流向苏州、杭州和扬州等地。

然而，明清易代，战乱不断，使社会经济严重受创，康熙《徽州府志》明确记载了此时的社会变迁:“明末徽最富厚，遭兵火之余，渐逐萧条，今乃不及前之十一矣。”战乱后的徽州，书画交易萧索起来，藏家不少家道衰败，收藏品也随之大量流失遗散，或遭破坏，或流往经济发达的其他地区。对此，吴其贞有切身的感受。1639年(己卯)四月初三至四月十四，吴其贞在溪南吴氏家族观画时感慨道，昔日徽州艺术市场的繁盛已了无踪影，诸多“海内名器，至今皆渐次散去，计其得失不满百年。可见物有聚散，理所必然”。20多年后的康熙六年(丁未，1667年)，吴其贞再至溪南，触景生情，不禁感慨:“忆余昔到溪南观古玩，如登山阴道，应接不暇;今来两日，搜寻得见四画，人事可知。”

明末清初徽州书画市场的运行方式以及兴衰的原因，为当今艺术市场积累重要的经验和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