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入时代精神 激发人物画创造的新活力

徐涟

   作为最早成型的中国画艺术形式，人物画最为直接地承担着“成教化，助人伦”的社会功能，“千载寂寥，披图可鉴”，其发展变化最能反映时代的风貌与历史的进程。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历史大背景中，人物画在题材、语言、风格、观念、材料、形式等方面不断演进，从最初的“借西画改造中国画”到“中西融合”，从20世纪下半叶随美术院校教育而强化的“徐蒋体系”，到新浙派人物画的崛起，从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再度冲击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艺术精神的全面回归，工笔人物画与新水墨人物画从传统技法与现代观念两个方向深度开掘，成为中国画坛最受关注的亮丽风景。可以说，如何处理东西方艺术关系成为20世纪每一个中国画艺术家必须面对与解决的问题，并由此催生不同时代、不同风格的代表性人物画家和人物画作品。进入21世纪以来，一方面，世界艺术发展从现代、后现代到当代艺术向多元化、多中心转向；另一方面，随着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互联网、高科技推动的全球化发展态势惠及人类个体，新一代中国画艺术家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以艺术语言的探索（不仅局限于中国画笔墨，也包含了图式、构成、色彩、观念、材料、展陈等涉及视觉形式的所有方面）为着力点，以深入艺术传统、弘扬时代精神为主动追求，以展示中国画精神内涵、价值理念与艺术意义为最高旨归，展开了各具个性特色的艺术探索。

   中国国家画院作为国家级美术创作与研究机构，自觉肩负起时代的重任，鼓励艺术家们在接续传统、再造传统的过程中，将时代精神融入其中，激发新的创造活力，从而创作出引领时代风气、提升艺术审美、振奋民族精神的精品力作，努力推举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艺术高峰。

   本次学术研讨邀请了七位理论家就新时代人物画作主旨演讲，并邀请多位专家、艺术家就当代中国人物画创作的一系列问题展开讨论。此次邀请的参展艺术家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他们成长、成熟、成名的时代背景。一方面，他们通过师辈连结传统、守正创新；另一方面，他们走出国门赴世界各大博物馆、美术馆参观、学习。在他们的笔下，有为国家为民族作出巨大奉献的伟人英豪，也有现代生活中平凡而普通的人民大众，他们刻画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的人物形象，也以不同方向的人物画语言革新为中国人物画的守正创新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研究个案。

现代中国人物画的创造与转化

刘曦林

美美与共——谈工笔人物画的语言与观念

高云

此次学术研讨会，对于画家的创作实践，以及美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我以“美美与共”的主题，并结合自己的参展作品，谈一下对于工笔人物画的语言与观念的看法。

自唐五代以降，中国人物画逐渐式微，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后，秉持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中国人物画，尤其工笔人物画进入了鼎盛期。

古代人物画具有主观、线性、平面、程式化的艺术特征，讲究以线造型、以形写神、以精神追求格调，注重对“形”进行高度凝练和精要的主观处理，追求庄严肃穆、凝固如雕塑般的造型，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审美标准，这在顾闳中、李公麟、赵孟頫、陈洪绶等人的作品中都可以体会到。遗憾的是，自宋以后艺术精神逐步衰落，人物画的艺术性也随之弱化。

   进入现当代，人物画呈现出全然不同的面貌：客观、写实、精准、立体、生动。现当代人物画追求形神兼备、精准刻画、人景交融、生动自然，艺术家们自觉借鉴吸收西画的造型语言，以身边的生活和人物为描绘对象，通过真情、真实、真切的刻画表现，个性化地展现出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求。一批杰出的艺术家在历史节点上创造性地进行了人物画的发展，为人物画的转型作出了革命性的贡献，也为现当代人物画尤其工笔人物画的创作发展树立了新的时代丰碑。

   创作重在“创”字，一个画家要有所作为，就需另辟蹊径。以这次我参展的两套具有探索和实验性质的作品为例，在艺术语言和表现上就有所不同。

   第一组作品“梦”系列，在内容上由具象写实的表现转而追求表现“似与不似”的不确定性，即“亦古亦今，亦真亦幻，亦人亦仙”的非社会标签的具有人本意义的人物；在表现上尝试在传统工笔的叙事中植入当代艺术的观念意识，在写实的精准刻画中吸收写意的夸张成分，在院体画般的工整中追求文人画的逸气，探索“实物写意法”；在语言上克制对人物写实、超写实制作的冲动，强化主观处理；在追求上继古人以形写神的“写神工笔”，以及现当代形神兼备的“写实工笔”之后，继续探索实践“写意工笔”。

   所谓“写意工笔”，关键在于两点：一要有“意”，即有思想观念或意义意境；二要有逸气，即飘逸洒脱、轻松灵动。工笔画实易虚难。我做了很多尝试，如《梦·蝶舞》通过平面化处理实现视觉诗性；《梦·花飘》以落花喻生命轮回，梳妆女子与飘落花瓣构成存在主义思考；《梦·鱼乐》借意象表达被关注、被观赏的状态与心态；《我·我们》用戏剧脸谱解构职场女性的多重身份。

人物画的传播与推广关键在于理论研究

彭锋

   今年，《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火爆不仅震撼了国内，也让全球为之注目，而去年的《黑神话：悟空》同样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这不禁让我思考，中国人物画是否也能拥有这样的国际影响力？或许有人会质疑，绘画作为一种媒介，其受众群体相对有限，难以达到电影那样的轰动效应。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尝试通过与国际博物馆间的合作，探索更广阔的展示平台。然而，我必须坦诚地告诉大家，即便我们的作品能在世界各地巡回展出，也不太可能像《黑神话：悟空》或《哪吒之魔童闹海》那样引发巨大的反响。

这并非因为画家们的创造力有所欠缺，而是由于我们在理论层面的研究尚显不足。中国绘画的美学话语体系如何能被全世界接纳和理解，如何精准地阐述其独特魅力与价值，这正是我作为美学研究者与艺术评论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近年来，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启动了留学生英文博士生培养计划，旨在吸引国际学生来中国亲身体验并深入研究我们的艺术作品，进而以他们的视角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此外，学院还设有相应的硕士项目，我在其中教授艺术史课程。 我惊讶地发现，学生们在撰写论文和进行研究时，往往难以准确把握中国艺术的精髓。他们对于中国艺术中诸如“空灵”“古拙”等独特审美范畴感到困惑，因为这些概念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系统对他们来说相对陌生。

   因此，我认为中国人物画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与推广，其主要障碍并不在于艺术家的创作本身，而在于理论家如何深入研究和准确阐述这些艺术作品的独特价值。对此，我深感惭愧，因为即便是我自己，在尝试用英语解释这些概念时，也感到力不从心。

人物画语言探索的时代课题

尚辉

   从当下中国画坛的整体看，人物画在语言探索上的步伐似乎陷入了一种停滞状态，一些基本语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有效破解。有种观点曾颇为流行，认为人物画等同于静物画、风景画，绘画的艺术价值并不在于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而在于形式语言探索，在于笔墨语言与结构语言、色彩语言之间形成的某种个性化的张力。这种观点体现了对艺术语言独立性的重视，是现代主义艺术的一种典型价值观。同时也否定了人物画对人物这个主体独特性予以表现的价值，从而导致人物画缺乏对人物形象与精神风貌的刻画，使之等同于对任何物象的描写，偏离了人物画这个以人物为本质的表现本体。

   新时代以来，随着多个国家美术创作工程的实施，上述这种观点和现象得到纠偏，但随之而来的则是这些工程中的人物画在语言表现上的捉襟见肘。这种人物画语言的薄弱首先体现在人物形象塑造能力的不尽如人意上，尤其是人物素描造型功底瘠薄导致的画面形象的僵硬或瘫软。此外，当下人物画还面临着笔墨语言能力弱于造型能力的双重困境。笔墨作为中国画的核心要素，其语言能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关系到能否最大限度地体现中国画语言表现的独特性。

   当下人物画在艺术语言上有着鲜明的时代诉求，当进入图像时代，照片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视觉经验和视觉认知时，画家们自己也几乎难以分辨绘画中的造型与摄影图像之间的形象区别。这使得人物画发展面临一个新的课题：传统笔墨与图像之间能否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关系？

   今天这个邀请展的学术意义便在于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值得深究的典型案例。史国良的作品在素描造型与笔墨结合上达到了高度统一，他通过精湛的素描技巧和独特的笔墨语言，展现了对空间透视和人物造型的深刻理解。赵建成的历史人物画则是从照片中转化而来，但他通过自己的艺术处理，对人物的精神性和画面空间感进行了深入塑造。田黎明的人物画则强调了水墨语言对光色语言的转换，通过减弱古典人物绘画的造型感，赋予了作品更加鲜活的光色变幻，始终保留了中国画语言“润”“秀”“雅”的品格。同样，周京新也去掉了人物轮廓线，以不断变化笔形的淡墨体现图像的时代之韵。

   然而，这些画家在富有个性语言的探索过程中，也遇到了现代中国画语言的共同难题，如多人物组合如何通过笔墨体现相互叠合？单体人物如何通过笔墨对形体的塑造体现绘画的凝视感？笔墨的写意性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发掘被塑造对象的精神世界？具体而言，史国良需要克服多人物组合时线条交织的复杂结构问题；赵建成在完全用光影塑造体量空间时，需要解决用笔的难题；田黎明、周京新的艺术语言对于他们表现复杂人物关系的能力提出挑战……这些都是当下人物画语言需要破解的难题，也是推动人物画语言不断拓展创新的支撑点。

20世纪人物画的现代性诉求

高天民

20世纪初，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开始觉醒并迅速积聚。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到陈独秀的“美术革命”，对现代性的追求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这一口号集中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渴望。

   在美术领域，“科学”的引入旨在改变中国传统绘画写意的弊端，通过借鉴西方美术，人们试图为中国画注入新的活力。同时，“民主”的诉求则体现在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上，旨在打破传统绘画的宫廷化、文人化、精英化倾向，使艺术更加贴近民众。

   “民主”与“科学”不仅奠定了中国美术现代性诉求的基础，也为其指明了方向。然而，对现代性的追求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对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民族与世界的争论。这些争论最终都聚焦在“新与旧”的问题上。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新”往往被视为现代、西方和先进的代名词，而“旧”则被视为传统、中国和落后的象征。这种简单的二分法导致了洋化与民族虚无主义的并存现象，贯穿了整个20世纪早期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

   然而，社会现实给了民族虚无主义一记重击。抗日战争的爆发促使各方面的力量汇聚到抗战大旗下，人物画也与现实紧密结合，开始重视民族遗产的价值。在此背景下，美术开始从宏大叙事转向民间叙事，与传统艺术相结合，探索民族形式的新表达。

   尤其是延安画派的兴起更是决定了人物画现代性诉求的基本特征和性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这种特征和性质进行了全面明确的概括，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艺。这一概括成为20世纪人物画现代性诉求的核心指导思想。

   从现代性诉求的角度来看，整个20世纪人物画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现代性内涵的萌发期。新文化运动前后，人们已经具有了明确的现代意识，并朦胧地意识到现代性的内涵。在美术领域，这表现为“科学美术”的引入和对传统绘画的改良。第二阶段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性内涵的探索和确立期。抗日战争的爆发改变了西化倾向，对民族遗产的研究与借鉴推动了“新现实主义”的诞生。这一时期的文艺作品更加注重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为人物画的现代性诉求奠定了坚实基础。第三阶段是20世纪50至70年代现代性内涵的实践期。在这一阶段，“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性内涵在与现实的结合中得到了全面探索和实践，现实主义成为主流创作方法，写实能力得到大幅提高。第四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性内涵的扩展期。在坚实的写实能力基础上，通过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吸收和借鉴，中国人物画建立起全球视野，丰富和拓展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现代性内涵。这一时期的作品更加注重个性表达和创新精神，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人物画在景观社会中的困境与突围

裔萼

   20世纪的中国人物画曾因关注现实、贴近人生而焕发新生，成为画坛主流。然而，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景观社会”的全面冲击，中国人物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突破困境，建构当代价值，反映时代精神，成为亟待探讨的命题。

   今天的人物画发展面临三重困境：

   一是传统笔墨语言与现代视觉经验的严重割裂。景观社会的核心是影像霸权。短视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技术塑造了碎片化、即时性的视觉经验，与中国人物画追求的气韵生动和诗意之境形成鲜明对立。前者追求即时刺激，后者需要静观与体悟。

   二是屏幕媒介主导的观看方式挤压了绘画的生存空间。数字时代，屏幕成为主导人类感知的核心媒介。从“窗户”“画框”到“屏幕”，视觉框架的演变重塑了艺术接受方式。屏幕，无论是作为艺术的媒介，还是媒介的艺术，都对静态的、需凝神观赏的绘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三是文化认同的危机。中国画以民族身份命名，却尚未建立起独立的现代理论体系。传统品评标准如“六法”已难统摄当代中国画的创作实践，而西方现代性话语仍主导艺术评价体系。这种理论缺失导致创作者陷入文化身份认同的迷茫，削弱了艺术表达的深度与自信。

   关于如何突围，我有三点思考。首先，要积极回应时代课题。回顾20世纪的人物画，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主题，或表达世俗情怀、或为国难写真、或为人民写照、或表达自我个性……进入新时代，抒写家国情怀、振奋民族精神成为当代中国人物画家的重要历史使命。回应这一时代课题，可以以水墨为媒介去反思技术异化，批判消费主义，聚焦当代人的生存境遇，通过这样的方式，一定能够突破传统的藩篱和现实的“屏幕”，走进人心、走向未来。其次，要重构“笔墨当随时代”的现代性。语言变革有两种路径：一是强化水墨的语言特质，对人物的深入刻画、对人性的深刻反思、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深度挖掘，都有助于强化笔墨的表现力，丰富人物画的精神内涵；二是跨媒介的语言革新，利用数字媒介拓展水墨边界，但需警惕技术的异化与审美的游戏化。最后，要重建本土理论体系。我们要突破理论的瓶颈，建立一个基于本土的批评体系和理论体系，确立中国人物画当代的价值坐标。

   中国人物画在今天的困境，本质是传统文化在当代化转型中的阵痛，其突围也需要把握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景观社会并非牢不可破的囚笼，它既带来异化的危机，也提供反思的契机。只有根植本土文化、拥抱多元语言、坚守人文精神，中国人物画才能在影像洪流中重构自身的艺术史诗。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人物画回望及其当代价值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