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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书画》杂志第六期2012年10月发行)：二王“圣”化别议 张鹏

 

　　古往今来驰骋于书场并有所建树的人，用“不可计数”这个词来形容，恐怕不算过分。“大师”、“巨匠”级别的，每隔几百年，也能数出几个。但是“古今莫二，贵越群品”的，却只有一个，那就是“书圣”王羲之。唐太宗虽然说过“愿与诸臣敩学(王羲之书法)，以粉饰治具焉”的话，但这话听起来却飘忽得很，因为王字本身并无奴性，他也没有在书法中表达过诸如“君君臣臣”之类的理论，在教化愚民方面可以说无甚价值。是否唐太宗别有“提高国民素养，共建和谐社会”等更为宏伟的深意，则实在让人猜不出。我倒更愿意相信，王羲之被封为“书圣”并受到一代代书法家的顶礼膜拜，除了人品之杰出及书法贡献之巨大，没有其他隐情。

　　这样一来，结论似乎就出来了，但是还没有完。

　　南齐王僧虔在《论书》中说：“洽与右军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王羲之与王洽变古为新的创造，今天人们还只在学习钟繇、张芝的古体。这一评价基本符合事实。钟繇、张芝的书体都是才从隶书变化出来，尚带有浓厚的隶书笔意，尤其是草书，字字独立，极少连带，王羲之“加强纵引”的变法，使得书法艺术的抒情性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开启了行草书的新天地；楷书方面，则“势巧形密”，易扁为长，剔尽隶书痕迹，成为隋唐楷法的先声。以他世族大家子弟的身份、独具的创造精神以及作品本身所达到的高度，按理说，活着就该享受“大师”、“巨匠”之隆誉了，“书圣”呼之欲出也理所应当，然而并非如此。圣，谥于天子以下的活人，不见得就多么幸福，它意味着从此以后你就不得不远远离开人群，面无表情地坐在一个供人仰望的高台上，凡人稍有举动，就会招来指责与非议。现实中的王羲之其实看不出有什么“圣”相，“坦腹东床”不是，“墓前告誓”也不是。假如他今天活过来，去看看绍兴兰亭里面日夜供人瞻拜的那个“自己”，说不定就会拂袖而去。当然，“圣”前还有一个“书”字，显示着他的“专业”贡献，但这方面，他同时代的人就并非迷信不疑。庾翼在荆州时，见庾家子弟遍学右军，颇为不平，说：“小儿辈乃贱家鸡而爱野鹜，皆学逸少书，须吾还，当比之”(王僧虔《论书》)。后来，见到羲之给其兄庾亮书才折服，写信给羲之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因丧乱遗失，尝谓人曰‘妙迹永绝’。今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张怀瓘《书断下》)。如果不是见了王羲之“顿还旧观”的章草，庾翼是否叹服恐未可知。

　　将王僧虔和庾翼的话合在一起看，一个说贡献如何如何大，一个非得看了“传统功夫”才深表叹服，虽然结论都有服气的表示，但玩味起来，却很有嚼头。我们评价一件作品好还是不好，会自觉找来一个参照—经典。所不同者，有人心中的经典是活的，他从经典中看出的是“一点一画皆有深意”、“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有人心中的经典却是死的，恰如拿着一把经典的尺子，往作品前一卡，合，就点头微笑；不合，就皱起眉头，评曰“不传统”。他心中的传统，缕来缕去，最后就到了书圣那里。书圣活着时做野鹜，朝圣者却总要让他做家鸡—万万动不得的！这让我想起一些当今的“变古形”者，在半赞半骂声中，偶尔也会亮出若干件惟妙惟肖临摹书圣的作品，以满足一部分甚有书圣情结却眼光不济者的胃口，以令其叹服，把书圣当挡箭牌。

　　将王羲之奉为“书圣”，有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生前已如上述，身后，则羊欣称他“古今莫二”。王僧虔则云：“崔(瑗)、张(芝)归美于逸少，虽一代所宗，仆不见前古人之迹，计亦无以过于逸少。”齐、梁年间，王献之声名超过王羲之，以至于“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惟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此时推重王羲之比较得力的，是梁武帝，他在《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评曰：“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而真正使王羲之定于一尊、独享“书圣”大名的当然是后来的唐太宗，不仅到处收搜罗王羲之手迹，且亲自为他撰写传论，将他推向“尽善尽美”的地步。自此以后，王羲之才稳稳当当地坐上了“书圣”的头把交椅，至今无人撼动。

　　书法一事，用前贤的话说，是“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赵壹《非草书》)乃“学问中第七八乘事”(黄道周)，实在只是一件自娱自乐但还算高雅的艺事。自有书圣以后，复杂起来。一些平白简单的道理开始偏离理性的轨道，圣徒圣孙群体的关系，也如人伦一般开始镀上秩序的色彩。而这与王羲之本人并不相干。

　　我们且先看看如下评论：

　　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独献之俱得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李煜)

　　颜鲁公书虽自成一家，然曲折求之，皆合右军父子笔法，书家多不到此处……(黄庭坚)

　　李煜这段话被引用得十分广泛，从中不难得出一个印象：如果完美的书法家得分为一百的话，自从有了王羲之，所有人都是从书圣的一百分中你分一点，我分一点。只分了一部分，自家固有的部分则为多馀。不然，所谓“失其俊迈”、“失其温秀”等等又当何讲？我们不禁要问：难道有了张飞的彪悍，就不可能同时有貂蝉的妩媚？有了万里长城的壮观恢宏，就不许有苏州园林的曲径通幽？“西施捧心”尚且有其可人处，怎么一有书圣，人家的不似之处都成了病呢？虞世南确实没有王羲之的“俊迈”，但王羲之也没有虞世南 “君子藏器”之蕴藉！颜真卿与王羲之比是显得粗壮了些，可王羲之又何曾具有颜真卿的豪迈呢？大概李煜做久了皇帝，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论也习惯性用到王羲之身上去了。至于“天下第一行书”的排名，更是荒唐：“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老话，总不能因为遇见了“圣”，就忽然变成“特殊国情”了吧？以违背常理的代价来圣化一个人，一件作品，一千多年竟就这样过来了。

　　黄庭坚也很有趣，明明知道颜真卿并非书圣麾下的一员，仍然要“曲折求之”，求出“皆合右军笔法”。假如有两个长相迥异的人站在面前，一个高额大眼浑腰，另一个低额小眼弱肚，且一定要你“曲折求之”，说出他们的相似处，也不是说不出来，比如都是一个脑袋、一个嘴巴⋯⋯黄庭坚当初到底是从哪个角度来求的，恕我浅陋，不能明白。只是我甚感疑惑，是不是不把颜真卿说成“皆合右军笔法”，就显得颜真卿低人一等了？阮元谓：“鲁公楷法，亦从欧、褚北派而来，其源皆出于北朝，而非南朝二王派也。”刘熙载谓：“鲁公正书，或谓出于北碑《高植墓志》，及穆子容所书《太公吕望表》。又谓其行书与《张猛龙碑》后行书数行相似，此皆近之。”二人都没有让颜真卿和书圣去“攀亲”，不也挺自然的嘛！当然，黄庭坚此处的“合”，不是“继承”的意思，而是指合其“理”，也就是说颜真卿和王羲之在某个规律性的问题上有暗合之处。细细一想，其实也是一句废话：法天法地法自然的书法，写到一定份上，都在冥冥之中希求合于“自然之道”，与其硬说合于王羲之的“理”，还不如说合于书法本身之“理”，这是书圣也无法逾越的！

　　一部书法史，在“圣”的笼罩下，臣服的，背叛的，都有意无意地要将自己的师承追溯到二王才不被视为异类。王铎的书法，横看竖看都不像是书圣的“嫡亲”：尺幅、用笔、用墨、章法、结体，全是新调。他又不肯拿出“顿还旧观”的作品以令人叹服，只好大叫：“吾书学之四十年，颇有所从来，必有深爱吾书者。不知者则谓为高闲、张旭、怀素野道，吾不服、不服、不服！”其经历与王羲之当年何其相似！其创造力与王羲之又何其相当！要说嫡传，他嫡传的倒是王羲之最精华的“师古开今”。可是不行，网中有势，逼得他不得不声明自己“颇有所从来”，并非“野道”。安思远藏“真宋本”《淳化阁帖》中有王铎的题签，他的“有所从来”即是指此。且不说王著编纂此帖有多少错漏，真伪几何，光是由墨迹到石头再到拓本的几道工序下来，王羲之就早已面目全非了，还谈什么真正的“有所从来”？一个创造者，却不得不去为所谓“出身”进行辩白，这种情形，无聊而可怕。

　　圣化之下，能够像张融和叶昌炽那样说出“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知二王以外有书，斯可与论书矣”的人，少之又少。稳妥而常用的办法，是托古改制，托着古的名号来击溃无聊者的包围，再腾出手来改制。圣，似乎就该这么折腾。

　　“二王风”在展览中兴起时，鼓掌声一片，被视作“复兴传统”、“走正路”的好苗头；几年下来，遍地都是“二王风”，观众麻木，评委也麻木。理论界不得不开始讨论“伪二王”，展览，也几乎有压制的意思。我以为，一个好的提倡，比如锻炼身体，是不怕实践泛滥的，天天锻炼，人人锻炼，才更好，不会出现如此这般困扰的。对也是二王，错也是二王，一会儿抬，一会儿压，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圣”的情结，还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