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羲之与《兰亭序》
刘涛
人们心目中，王羲之与“书圣”是一对一的关系。翻开书法史，王羲之是最晚获得“书圣”称号的书家，此后，“书圣”成了他的专称。王羲之生活在偏安江左的东晋，保存下来的书迹多，历经宋齐梁陈，而且传到北朝，书家传摹临写，化身千百，他的书迹繁衍之多，就是影响力强大的表征。以至取代“钟张”的地位，成为主流书法的中心，长久不衰。
王羲之与《兰亭序》，因著名而为世人熟悉，在“著名-熟悉”的轮回中，成为中国书法的标志性符号。故而，虽其文有云“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虽围绕此话题的争辩之声不绝，然千古之下，似乎已然进入“不朽”之序列。
人们心目中，王羲之与“书圣”是一对一的关系。翻开书法史，王羲之是最晚获得“书圣”称号的书家，此后，“书圣”成了他的专称。
古代书家的影响力，官位很重要，却不绝对，书迹也是影响力，一传十，十传百，像扬声器。书家身后的影响力，只能靠他们的传世书迹。
汉魏“钟张”的书迹，经历汉末大动荡、三国纷争、西晋永嘉之乱，士族藏家自顾不暇，“钟张”之迹大多毁佚，实际的影响力，渐渐萎缩。
王羲之生活在偏安江左的东晋，保存下来的书迹多，历经宋齐梁陈，而且传到北朝，书家传摹临写，化身千百，他的书迹繁衍之多，就是影响力强大的表征。以至取代“钟张”的地位，成为主流书法的中心，长久不衰。
历代收藏王羲之书迹的数量
王羲之的书迹，在他生前已流传于士族官僚阶层，收藏者，要么是王羲之的亲属或朋友，要么是桓玄那样贪佞的权臣。御府收藏王书，晚于私家，大约始于南朝刘宋。
皇家从私家收罗王羲之书迹，主要手段是授官和赏钱，也是一种交易。内府聚敛的数量，远远超过私家。量大了，就要整理，像对待文献书籍那样，遴选归类，拼接单帖，装裱成卷，以便展阅收藏。南朝内府有“鉴识艺人”，专司整理藏品的事务。他们鉴别藏品，汰粗取精，去伪存真，然后要在帖尾署名，叫做“押署”，这是责任制度。刘宋时代，出现了伪造王书的活动，内府所藏王书，也有一些伪迹，梁朝时，鉴定真伪的活动相应而生。
文献记载的大宗王书的统计数字，都是内府藏品。南朝170年间，梁武帝收藏最富，“二王书大凡一万五千纸”，对半折，王羲之约有7000余纸，数量多，当然包括摹本和伪作。为了鉴定、整理数量巨多的藏品，梁朝内府的鉴识艺人有14人之多(刘宋内府3人，齐、陈两朝都是2人)。有段时间，梁武帝时常派人把王羲之书迹或者内府制作的“出装书”(重要藏品的复制品)送到茅山，请隐居山中的陶弘景鉴定裁判。“侯景之乱”，梁内府所藏图书名迹散失一些，平乱之后，图书运到梁元帝所在的江陵(今湖北荆州)，西魏攻陷江陵的前夜，梁元帝放火烧了宫中的图书名迹，此前聚敛的右军书迹，多毁于此。
一百多年后的贞观年间，唐太宗又锐意蒐罗王羲之书迹，这是唐朝内府收藏羲之书迹的全盛期。褚遂良曾为太宗鉴定王书，录有一册《右军书目》，正书，5卷40帖；行书，58卷252帖。帖数相加，292帖。后来张怀瓘《二王等书录》、韦述《叙书录》记载的数量也是分书体列出，所谓“文皇帝尽价购求，天下毕至，大王真书，惟得五十纸，行书二百四十纸，草书二千纸”，合有2290纸。其中，正书与行书，共290纸，与褚遂良所记数量相当。
世间的王书，唐太宗并未收罗净尽。《唐朝叙书录》记载：武则天“神功元年(697年)五月，上谓凤阁侍郎王方庆曰：‘卿家多书，合有右军遗迹。’方庆奏曰：‘臣十代再从伯祖羲之书，先有四十余纸，贞观十二年太宗购求，先臣并以进迄，惟有一卷现在，今进。’”王方庆献进的王氏一门书迹，“二十八人书共十卷”。现藏辽宁博物馆的《王氏一门书翰》(亦称《万岁通天帖》)是当年宫廷摹本的残零，其中就有王羲之行书《姨母帖》、草书《初月帖》。
唐高宗以后，内府收藏的王羲之书迹时散时聚，数量渐少。北宋徽宗时期，《宣和书谱》著录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锐减到243帖，这批墨迹在“靖康之乱”中散佚。南宋高宗赵构曾经感叹：“余自渡江，无复钟、王真迹，间有一二，以重赏得之。”
每当兵革动乱之际，内府所聚王书归于星散，世间所存，总量越来越少，南宋以后，连一纸真迹也见不到了。现在所见的羲之书迹，多是刻本。墨迹近四十种(包括重出的《兰亭序》)，都是临本或者摹本，以唐摹本为贵。
王羲之书法名迹概览
现在所见的王羲之书迹，不外楷书、行书、草书三体。唐朝书学家张怀瓘说，羲之能写六种书体，所谓“隶、行、草书、章草、飞白书入神，八分入妙。(《书断·王羲之传》)”唐人所说的“隶书”，即今之楷书；所谓“八分”，指今天所说的隶书；“草书”则指不同于旧体章草的今草。王羲之有一件章草《豹奴帖》传世，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王寀在汝州(今河南临汝)摹刻的《汝帖》，第六卷收刻《豹奴帖》。宋徽宗宣和内府所藏王羲之243帖，有章草《豹奴帖》(《宣和书谱》著录)，现在只有刻本。唐人说王羲之还能八分隶书、飞白书，如果唐朝还能见到王羲之这两体书迹的话，唐以后就失传了。
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发现巨量古代写本，有唐人临王羲之《瞻近帖》《龙保帖》《旃罽胡桃帖》《服食帖》，都是草书，都是残本，分藏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俄罗斯彼得堡东方研究所。这四件临本，属于王羲之《十七帖》中的草书帖。还有一件《其书帖》，也是草书，罗振玉收得，现在下落不明。
《十七帖》是太宗贞观内府装裱的羲之草书长卷， 29帖装为一卷。唐朝张彦远《法书要录·右军书记》记载，“《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二字，是煊赫名帖也。”唐朝御府装背王羲之书帖的规制，“率以一丈二尺为卷”。现在传世的《十七帖》，都是刻本。上海图书馆藏本、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本为宋拓本，皆印行于世。河南开封博物馆也藏有一本，据称也是宋拓本。
王羲之书迹，人们“但以王书为最，真草一概，略无差殊”。对于专家来说，这是“肤浅之人”的看法。唐朝张怀瓘认为，王羲之书迹也有差等：“大王草书字直，一百五字乃敌一行行书；三行行书敌一行真正”，“至如《乐毅》《黄庭》《太师箴》《画赞》《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即为国宝，不可计以字数”(《书估》)。这样说，虽是为了“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为标准”，用以明晰“自古名书”的贵贱，却透露了唐朝书家对“王书”次第的一种认识：楷书第一，其次行书，再次草书。
羲之的书迹，草书帖多，容易见到(敦煌发现唐人临羲之帖，都是草书)。楷书帖只有很少几篇，物以稀为贵。但张怀瓘重楷书、轻草书，还有他的书法标准：“(右军)真书妙极，又人间切须(楷书帖是必需品)”；“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气，不足贵也。(《书议》)”
1.王羲之楷书
南朝陶弘景为梁武帝鉴定王书藏品，曾写信问梁武帝：“逸少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像赞》《洛神》，此等不审犹得存否？”这些名迹，都是右军用楷书抄写的前人文章，有的已经失传。
褚遂良《右军书目》著录的王羲之楷书五卷十四帖，第一卷《乐毅论》、第二卷《黄庭经》、第三卷《东方朔赞》，都是一帖一卷。后两卷是数帖合为一卷。武后朝曾经“见育宫中”的武平一(甄)说：唐太宗“万机之暇，备加执玩”的王羲之书迹，“《兰亭》《乐毅》，尤闻宝重”(《徐氏法书记》)。
褚遂良排序的三件王书小楷，书家看作王羲之的代表作，历代传刻，流传很广。这三篇小楷的墨迹本，北宋尚存，宋人多有记载，是真迹还是临摹本，难以知晓。台北故宫藏有一卷《黄庭经》墨本，定为唐人临本。
还有一件行楷书《来禽帖》，笔画劲直、厚实，具翻挑笔势，与《乐毅》、《黄庭》、《画像赞》的体态有所不同。因为《来禽帖》是写给周抚的尺牍，虽是行楷，也装入草书长卷《十七帖》中。
2.王羲之行书
行书体势，“非草非真，离方循圆”，虽说介于草书、楷书之间，写起来左右逢源，“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张怀瓘《书议》)”
王羲之《丧乱帖》《得示帖》《频有哀祸帖》《忧悬帖》都杂有草法，时或一笔写两三个字。此种笔势连贯造成的形态变化，在羲之，是简率之笔，后人临习，难度却大。《丧乱帖》体态由行而草，笔势由徐而疾，富有变化。《丧乱》和《二谢》《得示》摹于一纸(敦煌发现的唐人临王羲之《瞻近》《龙保》二帖，也是写在同一张纸上)，八世纪经日本遣唐使带入日本，2006年春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有记者报道，说是“真迹”，其实世间已无右军真迹，所见都是复制品。
行草书的特点是行草相杂，“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此种体势，王羲之尺牍书迹很常见，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但献之行草书的笔势更为风流，例如《十二月帖》，笔势如“一笔书”，把连绵的笔势发挥得淋漓尽致。也许这个缘故，唐人说王献之“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而且分出二王各有所长：“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张怀瓘《书议》)
《兰亭序》是“逸少秉真行之要”的名作。三百二十四字，个个欹侧妍媚。分析《兰亭序》书法，唐朝何延之首著先鞭。他观察细心，注意到“之”字“乃有二十许个，变转悉异，遂无同者”，这个论点后来成了书家品评《兰亭》书法的“口头禅”，而且把“有重者皆构别体”当作书法的一条金科玉律。
宋朝以来，书家折服《兰亭》，奉为行书极致之作。黄庭坚说：“《兰亭序》草(草稿)，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山谷题跋》卷四《跋兰亭》)董其昌说：“《兰亭叙》章法为古今第一，其字皆映带而生，或小或大，随手所如，皆入法则，所以为神品也。”(《画禅室随笔·评法书》)越是晚近的书家，越是觉得《兰亭》尽善尽美，妙不可及。
右军行书尺牍，近似《兰亭序》者，有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快雪时晴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日本前田育德会收藏的《孔侍中帖》。
王羲之的行书，虽有真行、行草之分，体貌风格大体相近。唯有《姨母帖》笔画形态圆浑含蓄，结体平正，显得古拙，近似古楼兰遗址出土的魏晋行书，当是羲之早年书迹。
3.王羲之草书
王羲之的草书尺牍，章草《豹奴帖》之外，都是简便的“今草”，多写于出守会稽之后，有的晚到去世的59岁那一年。羲之晚年草书尺牍，笔调、形态并非一律，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现象。
这里介绍四件草书墨迹，大体反映了羲之尺牍草书的不同面貌。
周正的《逰目帖》(《蜀都帖》)
此帖是王羲之写给好友益州刺史周抚的尺牍，名为“逰目”，唐以后的命名。
《逰目帖》草法周详，字间有连并之笔，但字态端正，仿佛草书中的楷书。卷后明人郑柏题跋曰：“寓森严于纵逸，蓄圆劲于蹈厉”，比较允当；说它“起止屈折，如天造神运，变化倏忽，莫可端倪”，则是艳羡之词。
这件《逰目帖》原是摹搨本，至于是哪个时代摹搨，意见不一。罗振玉认为是唐初搨本，即唐太宗时期的搨本；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内藤虎次郎)认为是更早的南朝陈搨本。此帖毁于1945年8月6日广岛原子弹之灾。前几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复制中心赵力华先生依据1930年代京都小林写真制版所出版的珂罗版印刷品，利用高科技复原技术，将单色的《逰目帖》还原为彩色，笔画、墨汁浓淡都接近原帖，仿佛“起死回生”。
姿态多变的《远宦帖》(《省别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这件尺牍，第一行下笔重，笔画粗厚，侧笔、折笔很明显。后面五行，多用笔锋。此帖运笔自然，显出转折提按的书写节奏，整篇看，笔势并不纵放，似乎在意单字的造型，结字姿态多变。帖中第二行末两字残，应是“昌诸”二字。
率性纵放的《初月帖》(辽宁博物馆藏)：
对比羲之其他草书尺牍墨本来看，这件尺牍书迹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尺牍格式完整；二是草书极其率意。
斜侧的《寒切帖》(《谢司马帖》、《二书帖》，天津市博物馆藏)：
王羲之写《寒切帖》，顺势行笔，运笔时提时按。笔画曲而厚，是侧笔铺毫的效果。结字多呈斜侧状。
王羲之书法的历史地位
王羲之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可以分两个段落看：一是魏晋时期的200年间，他的书法地位如何。二是东晋以后的千余年，他的作用又是如何。
1、魏晋新书风的总结者：
魏晋新书风，从书体上说，指草书、行书、楷书的书风(不同于秦汉的篆隶书风)。新书风的演进，以代表人物命名的话，大体分为"钟张"、王羲之、王献之三个阶段。纵观新书风整个发展过程，关键是王羲之阶段。"钟张"书法"古"，献之书法"今"。羲之书法，比"钟张"今妍，比献之"古质"，居古今之间，亦古亦今。书体方面，"钟张"各有所长，羲之兼善草、行、楷三体，而且变古制今，树立了"今体"样式。此后的王献之，虽然行草更为宏逸，唐人所谓"别开一门"，但是，献之三体书法的格局，全本于右军。
2、中国书法的标志性符号： 在东晋，王羲之书法改变了魏晋的书法格局，即如东晋书家王洽所说，羲之"俱变古形，不尔，至今犹法钟张"。南北朝时期，王羲之书法的影响力由南渐北。唐朝以来，一直处于独尊地位。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王羲之书法的出现，也是中国书法的一次重大转折点，从此开启了延绵千年的王书时代。
王羲之的书法，极为丰富，"有严肃，也有飘逸；有对比，也有和谐；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则，也有自由"。"各种倾向的书法家，古典的，浪漫的，唯美的，伦理的"，"都把他当作伟大的典范，每个书家都可以在其中汲取他所需要的东西。 (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第44 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84年) "■
(本文发表有删节，原刊上海博物馆编《兰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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