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光明皇后临写东传唐摹《乐毅论》行序、行字与“千载一遇”重句四点
《宝晋斋法帖》之《乐毅论》“千载一遇”复句四点
文/ 陶喻之
南宋帖学家、著有《法帖谱系》的曹士冕点评《乐毅论》古本面目指出，重文“千载一遇”四字加点，是原石真本的重要特征，后世翻刻本多将此笔尖上四点重文标识忽略不计而使文句不再通顺，这也恰恰是看似面貌大同小异的“黑老虎”版本优劣甄别的考据要点所在。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宋刻宋拓《宝晋斋法帖》，它堪称传世《乐毅论》刻帖最善本，因为它在行次、行字上最为接近光明皇后临书《乐毅论》。
继十年之前的2003年上海博物馆举行《淳化阁帖》最善本大展、大赛、大论坛系列活动，和去年底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兰亭文化大展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今年元月下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又推出王羲之特别展览，陈列日本公私藏家弆藏与王羲之相关法书碑帖，并开设《书圣王羲之对日本的影响》等讲座，王羲之传世法帖名迹，再度挑动起海内外藏家与书法爱好者的艺术神经。尽管在东京亮相、据称为新发现的王羲之《大报帖》系出唐摹说，一些学者尚有仁智互现的不同解读，但王羲之法书确曾有唐摹本早年经遣唐使等渠道流播、传递到日本，应当是无可辩商的不争事实，这有日本皇室宫内厅珍藏唐内府双钩廓填王羲之《丧乱得示二谢帖》墨迹本为证，它是日本奈良时期遣唐使不懈努力罗致的结果。因为当初唐王朝就王羲之法书摹本亦珍爱有加，奉若至宝，绝非等闲之辈能够请求便轻易获准恩赐的。此间我们再提供一重证据，同样来自曾经东传的王羲之楷书法帖《乐毅论》唐摹本。
《乐毅论》是三国曹魏时期善谈名理而开一时风气的早期玄学领袖、正始名士夏侯玄撰写有关战国名将乐毅事迹的政论文章，此后博得王羲之欣赏并于永和四年(348)十二月以正楷抄录交付小名官奴的儿子王献之学习领会。其书法开合纵横，柔中带刚；唐代书家褚遂良称之：“笔势精妙，备尽楷则”，列为王羲之正书第一。大抵南朝梁代，《乐毅论》被刻诸石，后唐太宗将其与《兰亭序》书帖真迹等量齐观随葬昭陵以垂不朽，足见推崇之剧。也因此史上摹刻、翻刻拓本甚夥，有所谓“梁摹本”、“‘海’字本”等系统，惟传世善本了了。北京琉璃厂庆云堂碑帖行家张彦生先生撰著校碑理帖结晶——《善本碑帖录》，曾总结善本《乐毅论》鉴选心得曰：“传唐摹本‘千’、‘载’、‘一’、‘遇’，四字，每字下有复点，宋刻《宝晋斋帖》四字下有复点，明刻《戏鸿堂帖》刻本‘载’、‘一’字下有复点。又，文彭跋唐石本‘载’、‘一’二字下有复点。又，《快雪堂帖·〈乐毅论〉帖》四字下无复点，末刻‘贞观六年褚遂良奉敕审定’款。此真迹有印本，字似褚书体，所传刻本多‘千载一遇’下无点本。”
其实，张彦生关于唐摹本特征“千载一遇”四字带点说，源自宋刻《宝晋斋法帖》卷二《乐毅论》后南宋帖学家、著有《法帖谱系》的曹士冕点评《乐毅论》古本面目题记。他指出：重文“千载一遇”四字加点，才是原石真本的重要特征；遗憾的是，后世翻刻本多将此笔尖上四点重文标识忽略不计而使文句不再通顺，这也恰恰是看似面貌大同小异的“黑老虎”版本优劣甄别的考据要点所在。诚如唐朝“诗圣”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诗里所说的那样：字体茫昧如浮云，枣石传刻讹失真。好在以上曹士冕独具只眼这一独到见解，为鉴别《乐毅论》刻帖善本提供了重要启示与依据。实际上，单就文本本身文理而言，“于斯时也，乐生之志，千载一遇也。千载一遇，亦将行千载一隆之道。岂其局迹当时，止于兼并而已哉？”显然较之“千载一遇也”直接过渡到“亦将行千载一隆之道”，来得更为顿挫晓畅并且富有节奏感。可惜的是，后世学人就此文本语句校勘，几乎都忽视了这四字复句问题。
接下去的议题是，就《宝晋斋法帖·乐毅论》后南宋曹士冕题跋高度评价该《乐毅论》刻帖，所谓“唯此刻风神俊逸，意度萧散，深得古人笔法之妙，而又首尾完好。其间‘千载一遇’字重复一句，每字各加一点，独此与秣陵古本则然。近世重刻‘海’字本，已不复有此叠句，盖转相传搨，未必亲见古本也。余顷得秣陵本刻石久矣，今复见此，因并刻之，而识其后。”我们除了从语言修辞等遣词造句方面加以求证之外，鉴于其覆刻母本不管“秣陵古本”还是他当初获得或家藏唐摹旧本，均不克绵延播迁至今，这就需要研究者“返祖”去借重赖以流传抵今更为可靠的摹刻依据——其他唐宋临摹《乐毅论》书帖底本作更进一步的取证担保；似乎惟有如此，才能最终判断并确认曹士冕上述评判精当属实与否，还是夸大溢美，言过其实了。就此探索考证方向，“千载一遇”追加复句四点，很明显依然被视为考察验证的标尺与检验试金石。换言之，这笔尖上的鉴证，取决于找到那只好吃鸡蛋的下蛋母鸡。
盘点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人纸本摹书褚遂良《乐毅论》，其间“千载一遇”四字右底果然分别有表示叠句重复的黑点，由此证实宋人据以临摹的唐摹本书帖范本，委实存在四字加点以示复句征候。再以文末褚遂良款署“贞观六年(632)十一月十五日中书令河南郡开国公臣褚遂良奉敕审定及排类”推理辨析，该宋摹本的祖本——唐褚遂良摹本，显然要比唐张彦远辑《法书要录》卷三《拓本〈乐毅论〉记》，记载贞观十三年(639)四月九日奉敕内出《乐毅论》，令冯承素摹写赏赐长孙无忌等六大臣的时间还要来得早。
更为直接与过硬的可持续鉴定物证来自于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宝藏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光明皇后(701-760)天平十六年(744，相当于唐天宝三年)御书麻纸本《乐毅论》书帖卷，该卷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佚名宋人摹写褚遂良《乐毅论》剪贴本，特别是跟今藏上海图书馆宋刻宋拓《宝晋斋法帖》间《乐毅论》文字配置全然一致。尤为重要的是，该卷书于“千载一遇”四字底下，也明白无误地忠实缀加四点。很显然，光明皇后是当年极少数有幸鉴赏到从中土请来《乐毅论》唐摹本者，更是怀着极其虔诚崇敬的学习心情予以抄录临书的。
案，相当于中国唐德宗贞元十三年(日本延历十六年，797)出版的日本早期国史文献《续日本纪》卷十二，曾记载天平七年(735)四月二十六日，“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下道朝臣真备献《唐礼》一百卅卷……并种种书迹”，东传《乐毅论》唐摹本或许正包含在此“种种书迹”当中。总之，有迹象表明，王羲之《乐毅论》唐摹本当先于其《丧乱帖》唐摹本东渡而为光明皇后获得临写，尽管此唐摹本抵今不传。不过，庋藏于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相当于中国盛唐时期日本光明皇后以东传唐摹本临书的该《乐毅论》书帖，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人摹写唐褚遂良摹本《乐毅论》均见“千载一遇”四字带点现象，再一次明确佐证了《乐毅论》该句原本的确存在复句蓝本的历史真实，它们均足以视同唐摹本而等量齐观。
值得介绍的是，目前《乐毅论》刻帖原汁原样保留以上唐摹本原生态特征并且拷贝未走样者，当数上述上海图书馆藏宋刻宋拓《宝晋斋法帖》，它堪称传世《乐毅论》刻帖最善本，因为它在行次、行字上最为接近光明皇后临书《乐毅论》。由此充分证明《宝晋斋法帖·乐毅论》是接受与保留唐摹本信息与基因最为完备的一则南宋刻帖，它经由唐宋两部墨迹临摹书帖双重保险为善本刻帖确凿的真无疑。也难怪该帖于1960 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后引起学界高度关注，著名碑帖研究专家也是《宝晋斋法帖》的慧眼识宝者——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于1962年第12期《文物》杂志纪念上海博物馆建馆10周年专刊卷首领衔发表《〈宝晋斋帖〉考》。1963年《文物》第3期上，著名古文字学家唐兰先生又发表《〈宝晋斋法帖〉读后记》，对这部元明以来曾经饱受诟病，“宋帖最下”的南宋丛帖给予高度肯定。此亦仿佛清代书家王澍公允品评的那样：“此帖(《宝晋斋法帖》)模刻精古，不在阁本(《淳化阁帖》)下，而宋人抑之，非笃论也。”现在，我们由其间《乐毅论》刻帖四点笔尖上的界定，足可见其胎息唐摹本印迹之深之一斑了吧。
顷悉东洋举办王羲之法书特展，感及沪上“双馆”珍藏《乐毅论》古帖(《宝晋斋法帖》先归“上博”旋调“上图”)，草此小文，兼怀贡献两馆“双宝”(上海市文管会主任、上博馆长徐森玉字鸿宝，为上博、上图征集古籍文物呕心沥血，功勋卓著，是为“国宝”乃早年文化部长郑振铎赞语；另一宝即上图镇馆之宝之一《宝晋斋法帖》)，并贺新近双馆甲子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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