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与经济发展的不同遭遇

　　中国经济开放后，由于没有经验，只好借鉴香港、新加坡、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模式。由于中国与这些地区、国家的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这些国家和地区是在长期的发展中不断改善而形成的机制，至今还有很多问题，在新的危机下还在经受着考验，中国的经济改革当然就不是一帆风顺。中国的文艺也是如此。不同的是，在经济领域范畴内国家主动认真地向先进国家和地区学习，像金融，股市，房地产，期货，保险，货币等等，很快地把国外的一整套系统运用到中国来。然而在文化艺术方面，国家非但没有向国外学习的计划和措施，当民间艺术家自发地进行艺术改革和创新实践的时候，政府反而采取了反对和压制的态度。这样就造成了艺术界官方和民间的对立，特别是与以前卫艺术为旗帜的艺术家们之间，艺术界“混乱”的局面是没有必要发生的，但政府特别是管办美术机构的这种因无知而视国外当代艺术为洪水猛兽，因害怕原有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动摇而把民间对传统陈旧的艺术概念改革的良好愿望当作为精神污染，为保护政权掌控下的原有体制继续有的政治功能，对于当代艺术所展现的一切以前没见过的诸如行为艺术及激情与批判风格的艺术等一概采用抵制手段。

　　“中国现代艺术展”中的“枪击事件”和之后的官方的强硬态度就是这种具有象征性的时代产物。喧闹的人们在广场上的枪声之后寂静了下来，人们思考和彷徨。艺术界的一大批理论家和艺术家们包括高名潞(1949—)、费大为(1954—)、周彦(1954—)、徐冰(1955—)、黄永砯(1954—)等人陆续出国，因为国内的现实状况已经很难让有志气的艺术界人们继续从事革新的艺术或者艺术批评活动，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国外。留在国内的艺术家和批评家继续思考和徘回，他们亲身体会到现代主义的本质主义在现实中的失败。于是对现代主义开始质疑和反省，一方面空虚地无希望地不断涂抹着现代主义作品，同时开始重新思考艺术可能的未来。

　　当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原社会主义体系全面解体，彻底改革为西方的资本主义。在欧美逐渐形成和在一百多年实践中不断更改善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已成为几乎所有国家的方向。然而，中国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不同，一方面，市场经济迅速取代计划经济，中国人民对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接受非常迅猛，不需要任何的指导和教育，大量的私营企业风涌产生，并本能地自寻出路而没有企求国家计划安排，事实上国家已在文革之后就无力再执行本来就成效极低的计划经济机制。

　　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进入了中国，西方经济概念和理论越来越普遍地合法地在实践中运用。另一方面，与计划经济和私有制的现实矛盾的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仍然顽强地被保留着。就像一个政治笑话所述，里根要司机开前灯前进，叶利钦要司机打右灯右转，邓小平要司机打左灯右转。也许这是中国人千年文化的优良传统仰或是新中国一贯的巧妙处事方式，在俄罗斯全面否定社会主义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大力推行资本主义包括市场经济和民主选举时，中国绝不提资本主义而风趣地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边大力扶助国有资本也放任民间资本的建立，一边仍然坚持把反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一边宣传中国的民主是如何的优越，一边无比正确地把共产党专政这一坚如磐石毫不动摇的基本国策写入宪法，而且这一切均得到了真正代表全国人民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热烈赞成顺利一致通过。

　　在美术家协会那里，官方每逢重要时节花大量的国家资金为党服务的展览仍然在继续着，譬如七一党生日，八一建军节，十月国庆节等等。实际上开国以来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宗旨仍然坚持着并且产生着意识形态垄断的作用。所以在很长的一个时期，政府灌输着经济与政治可以分离开来处理的解释：用资本主义的市场技术，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服务，私人资本为主体的市场经济与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并不矛盾。在工商界，人们急于追求利润，对政治和意识形态可以不闻不问完全不涉及。在文艺界，却有不少艺术家在思考一些严肃的课题：中国现在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对少数人有利还是对全民有利诸如此类，这在很多艺术作品中表现出来。

　　处于不同地位与环境的艺术家们各自有自己的看法和处事方式。那些从学校毕业之后进入社会的年轻艺术家对体制内的游戏既无业务机会也无兴趣，为了生计，不得不立即进入市场机制。那些在体制内的中年艺术家一如既往地参加美协举办的各种展览和进行体制内和私人的各种活动。德高望重名成利就的老一辈艺术家只要原地踏步便一切无忧，老中青艺术家如果艺术生涯还没有起色，名不成利不就，就惶惶不可终日，自己的艺术虽然不再需要在美协举办的展览与学术活动中通过检验，但是他们发现情况不容乐观，市场提供的机会太渺茫和有太多的不确定性的因素了。所以文化艺术界的人们比工商界的人们更多地去思考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等问题，因为他们的遭遇不同。一直到了上世纪末，当中国当代艺术家不断出现在国际艺术舞台上展示中国新艺术的影响力的时候，,中国当代艺术才开始在国内外形成了整体性的力量。

　　摘自“世界近代艺术史” 陈源初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