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近年来关于“85新潮”的论文、展览与讲座逐渐多了起来，但对于此前的一个重要阶段，即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85新潮”之前的美术，则很少被涉及。由于其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作用，所以本文拟专门就这一阶段进行评介。需要说明的是，此文根据我正在撰写的《中国当代艺术史：1978-2008》书稿改写而成。受文字上的限止，就没有谈到此书中曾经涉及过的文革美术、后文革美术，[1]仅将它们作为背景来处理。另外，也去掉了对相关群体、展览、作品与个人进行介绍的文字，敬请读者理解。

 

　　鲁虹

 

　　一、思想解放运动所带来的新变化

　　事实证明，直接冲击与反叛“文革”创作

模式的现象只到1979年以后才较为普遍的出现，中国美术界从此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应该说，这明显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如果追溯得更早一些，还与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关。因为这两者都使当时的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毫无疑问，比起粉碎“四人帮”后政局变化对艺术的影响来，这一次政局的变化要来得更加深刻、更有意义。

 

　　熟悉当时政治形势的人知道，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了经华国锋亲自批准的社论。明确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政治主张，其目的不仅是要阻止对毛泽东晚年的言行提出质疑，而且是要借用毛泽东的合法外衣来维护自己的特殊领导地位。尽管这一主张后来被切实推行，但受到了邓小平、陈云与一些资深老干部的严厉批评。而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则使这种批评公开化、理论化、合法化了。原文章的作者是南京大学的哲学系教授胡福民，不过他的文章被中央党校的两位理论家修改过。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作者公然抨击了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基础，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外，作者还大胆强调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干去触及，敢于去弄清事非”此后，经《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全国媒体围绕真理的标准问题展开了大规模的讨论，以至形成了全新的舆论氛围。这是解放后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对解决政治与理论问题，进而解放人民的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据有关方面统计，中央及各省报刊共刊出相关讨论文章650多篇。最终，在从中央到地方大多数政治领导、军队领导与广大群众的支持下，邓小平战胜了“凡是派”，处在了权力的中心位置上，他的观点也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于是，在同年12月出现了两件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大事：首先是邓小平于13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其次是中共中央于22日通过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这两者都强调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强调在党的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应该加强民主。这就使得中国面临着全新的政治局面。由于“极左”的思想政治路线受到了空前、彻底的批判，也由于极大地冲破了思想禁区，美术界和全国各行各业一样，思想空前活跃，并提出了一些十分大胆的或完全超越以往的看法。例如在华东六省一市三十周年美展草图观摩会上，就有代表联系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对利用美术作品搞个人崇拜的问题、美术家从事听命创作的问题和领导审查作品时“乱点鸳鸯谱”的问题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与会代表还希望艺术民主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2]又例如，在中国美协于1979年11月21日召开的常务理事扩大会上，就有人认为“艺术为政治服务这个提法，多年来实践说明了是有问题的。为政治服务具体化的结果就是写中心、画中心，一个政治运动还没有开始或刚刚开始，就强令去紧密配合，必然导致主题先行，把文艺当侍女，听从主人的使唤，……”[3]很明显，这在中国美协的历史上是从来没有的事情。相对1978年5月以前报刊上的宣传口径，这类观点显然不同凡响。因为在围绕真理的标准问题展开了大规模讨论前，一般人对于以上问题，不仅不敢讲，就是想也不敢想的。而思想的阀门一旦打开，便日益向更深、更广的领域进发。在这当中，年青的艺术家们显然走得更远一些，他们中的优秀代表则成了导致艺术史发生转折性变化的重要因素。正可谓时世造成英雄。

 

　　现有的资料表明，尽管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被美术界提出来讨论的问题相当多，但当时人们显然更加关心如下几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现实主义的问题、自我表现的问题、内容与形式的问题、借鉴西方现代派的问题与美术功能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与广泛的关注，也对往后美术创作的走向有着重大的影响。从表面上看，争论的双方旗鼓相当。实际上，支持超越官方“正统”主流艺术理论的文章无疑更受广大艺术家的支持。因为这些文章把他们压抑了很久的话说了出来。在内心深处，他们一直向往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艺术创作的方向。同时，真诚地表露内在感受或以专业精神对形式美进行研究。所以，上述反对艺术为政治服务的说法也好，认为“现实主义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也好，[4]强调艺术是“自我表现”的说法也好，[5]不安份于“内容决定形式”的窠臼也好。[6]指出“可以借鉴‘现代派’”也好，[7]发表“审美的作用是美术的唯一功能”的说法也好，[8]在当时的文化情境中，其核心与本质还是要逆反于遵命创作的“文革”模式，摆脱“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并超越自延安以来形成的工具论传统，进而使艺术日益独立于社会。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即从1949年到1978年前，官方“正统”的主流艺术理论为了和政治上的高度集权、经济上的计划体制、文化上的一元化格局相匹配，一向把“艺术为政治服务”当作铁定的规律来看待，加上“反映论”又是相应的方法论。所以，所有艺术家只能经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方法去进行创作；久而久之，不光美术作品成了政策图解，“自我表现”与形式美也成了被批判的对象，令人不敢问津。在很大程度上，这阶段的一些争论并不真的是纯学术争论，其中有不少文章是披着艺术的外衣在进行政治论战。它们强烈地表达了一种超越官方意识形态的愿望。当然，这也使不少艺术家逐渐摆脱了附属于国家的身份而获得独立，为中国前卫艺术的出现打下了伏笔。

 

　　注：

 

　　1、“文革”从1966年中共《5·16通知》下达到1976年10月粉碎 “四人帮”。“后文革”则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2、见《为伟大的转变创作美好的图画》，载于《美术》1979年1期。

 

　　3、见《总结经验，繁荣创作》，载于《美术》1979年12期。

 

　　4、见《现实主义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栗宪庭)载于《美术》1981年2期。

 

　　5、1980年1期《美术》刊登了记者栗宪庭访问“星星画展”部分参加者的文章，其中，他记下了青年画家曲磊磊说过的一段话：“我觉得作为绘画艺术的本质，就是画家内心的自我表现，要把他生活中的感受、欢乐与痛苦画出来。”针对曲磊磊的这段话，千禾在《美术》1980年8期上发表了批驳文章《“自我表现”不应视为绘画的本质》。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自我表现”的讨论，时间长达两年之久。(见《关于“星星”美展》。)

 

　　6、见《内容决定形式？》，(吴冠中)载于《美术》1981年3期。

 

　　7、见《“主题性”创作可以借鉴现代派》，(张平杰、王炯、王向明)载于《美术》1981年1期。

 

　　8、见《审美的作用是美术的唯一功能》，(彭德)载于《美术》1982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