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舜威
360年前——农历壬辰,公元1652年,一代
绘画大师、旷世奇才陈洪绶,在他的第二故乡绍兴心有不甘地离开了这个痛苦的世界,临终嘴里喃喃念着佛号,享年55周岁。同一年去世的还有一代书法大师王铎。
这一年,离大明覆亡、大清建立已经8年。这8年,是明遗老遗少心灵历尽煎熬的8年,他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还是死”的痛苦抉择。许多人选择了死,比如倪元璐投池而死、刘宗周绝食而亡、祁彪佳亦投池而去。他们决绝赴死的地点,都在绍兴。
京师失陷、崇祯皇帝自尽的消息传来时,陈洪绶正在绍兴借居于徐渭故居青藤书屋。尽管早在预料之中,但突闻噩耗,他依然痛苦欲绝,悲不欲生,极想以死报国。孟远《陈洪绶传》云:“甲申之难作,栖迟越中,时而吞声哭泣,时而纵酒狂呼,时而与游侠少年椎牛埋狗,见者咸指为狂士。”这段话是意味深长的,也就是说,陈洪绶最终没有选择死,而是选择在“发狂”中生。
陈洪绶的一生,充满了建功立业的欲望,却仕途多舛,一次次参加科举考试,一次次名落孙山。“诸暨三贤”王冕、陈洪绶、杨维桢在对仕途的态度上是颇值得玩味的:王冕应试受挫,便将举业文章付之一炬,断了仕进的念头;杨维桢科举得意,考中进士,但蹉跎官场30余年,始终只是一个“县处级”,退出官场后现出狂放不羁的书生本色,成为一代诗坛霸主;陈洪绶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直到1640年他43岁时仍雄心不已,入赀为国子监生,也就是到国子监读“自费生”,满心希望在仕途上最后一搏,杀出一条血路,没有想到他虽然“名满长安”,一时贵胄公卿都以与他识面为荣,他的片纸只字都让人视若圭璧,但是,人们看重他的只是他的书画才能和艺术成就,他在仕途上依然没有出现转机。崇祯皇帝也接见他,命他临摹历代帝王像,让他做内廷供奉,也即御用画师。换个画家,或许会感到荣幸和满足,但陈洪绶需要的不是这些,他的痛苦是无以复加的,因为他太渴望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了,而不愿意一生只做一名“画工”,于是坚决“不拜”。1643年,他失望至极,离京南归。第二年春天,大明王朝终于以崇祯自缢而落下帷幕。这一年9月,刘宗周女婿王紫眉等友人仍劝他去南京小朝廷应试,至此,他已经看清楚这个小朝廷成不了气候,终于对仕途彻底绝望,于是断然拒绝去做无谓的尝试,并以诗明志:“二王莫劝我为官……一双醉眼看青山。”后来南明鲁王朱以海到绍兴,陈洪绶的好朋友张岱在家中隆重设宴款待,鲁王喝得大醉,陈洪绶也借醉拒绝鲁王命他即席作画的旨意,对鲁王“封”他为“翰林待诏”不以为然,干脆躲到城外云门寺落发为僧了。这期间,他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把平生所作诗整理为《宝纶堂集》。
大明王朝并没有重用他,大明的覆亡用不着他承担责任,然而,他却充满深深的自责,觉得自己没有发挥才能,没有尽心尽力。在历史的关节点,他没有参加“义军”做无谓的抵抗,也没有慷慨死节,而是不得不出家,改号偷生,但那只是为了活下去的无奈选择。他曾喟叹:“岂能为僧,借僧活命而已。”在云门寺时,取号“悔迟”、“悔僧”,为自己没有为朝廷尽力而痛苦不已。又曾作诗明志:“国破家亡身不死,此身不死不胜哀。”文人的良知,尽在字里行间。在当时的情景下,“一死了之”比“苟且偷活”更艰难。诚如祁彪佳在自沉当晚作诗云:“图功为其难,洁身为其易。吾为其易者,聊在洁身志。”大厦已倾,想再反抗,乃至收复河山,都已无望,唯有一死,尚能报答前朝,留名后世。于是,祁彪佳“含笑入九泉,浩然留天地”。这应该是一大批赴死者共同的心声。
然而,活下来也有活下来的理由和勇气。比如张岱,曾经热血沸腾希望襄助鲁王收复河山,后来也失望了,和陈洪绶一样,隐居到山寺,把全副精力用到撰写明史上面。至康熙三年,张岱终于完成了煌煌220卷、250万言的纪传体明史著作《石匮书》。加上同是明亡后撰写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奠定了他成为一代史学家、文学家的重要基石。这位在年轻时代“好精舍,好美婢,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张岱自撰《墓志铭》)的纨绔子弟,在经历国破家亡之痛之后,终于把全身心都用到了名山大业之上。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陈洪绶和张岱的境遇惊人地相似,他们是交谊极深的好友,陈洪绶每次科举败北,都要到西湖畔和张岱住上一段时期,一起泛舟湖上,痛饮消愁。“甲申之变”时陈洪绶47岁,命运十分吝啬地只留给这位艺术巨匠最后8年时间。在此之后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陈洪绶都会署上“老迟洪绶”、“老迟”、“悔迟”等。这部分作品是陈洪绶艺术世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十分精到。清人唐九经总结,陈洪绶“不满六旬,其笔墨凡四变,少而妙,壮而神,老而化矣!”最后数年正是“老而化”之际,他由此登上了艺术的巅峰。比如他晚年曾创作了一批“奇骇怪状”的人物画,或人物形体头大身小,有意变形夸张,或采用与人体完全无关的冷色调石青石绿来表现面部,冷韵逸气,绝俗出神。他的夸张的人物造型,蕴含了深刻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征,他那运用折笔或粗渴之笔表现英雄、运用细圆之笔表现文士美人、运用游丝描表现高古等丰富多变的艺术手法,成为中国传统人物画法取之不尽的宝库。时至今日,谁要学习中国人物画画法,谁就必须匍匐于陈洪绶脚下,这座高山,是无法回避或绕过的。
陈洪绶一心振兴画学,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拼命创作,在临终前一年创作了流传至今的《隐居十六观图册》、《博古叶子》、《
花鸟山水图卷》等大量作品。他的好友周亮工1651年路过杭州向他求画,他在11天中为周亮工创作了不同尺幅规格的作品竟多达42种,让周亮工惊讶不已。这实际上是他在生命最后时刻所作的一次激情迸发。陈洪绶忍辱负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迈出了成为世界级艺术大师的关键几步。
历史上大凡改朝换代之际,对文人的心灵冲击是最大的,往往会有“生”或“死”的艰难选择。回首360年前,那个时代的文人面临的选择题,实在近乎残酷。倪元璐、刘宗周、祁彪佳等选择了慷慨就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抗清死节的黄道周,他在1622年和倪元璐、王铎同科进士,明亡后返乡筹兵筹粮继续抵抗,被捕后宁死不降。赴刑场前盥洗更衣,索得纸墨,画长松怪石赠人,给家人留下遗言:“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在刑场,黄道周撕裂衣服,咬破手指,写下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临刑前慷慨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头断,而身“兀立不仆”。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给世人特别是文人造成的心灵震撼是无与伦比的。不知作为同年的王铎,内心作何感想?王铎、钱谦益、周亮工等选择了降清成为“贰臣”,虽然保持了艺术、文化生涯的连续性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却十分遗憾地留下话柄,被人诟病。可以想见,他们肯定遭受着难言的自愧自责。陈洪绶、张岱则选择了既保持气节、尊严,又完成文人、艺术家生涯的最后辉煌的两全之道,只不过内心需要承受更大的煎熬和担当罢了!老莲晚年自号“悔迟”,别有意味在焉。
又逢壬辰,感慨万千。我特地买了一套新出的《陈洪绶全集》,斟一杯诸暨土酒,一页页翻阅,一口口浅抿,思逸神飞,似与这位伟大的乡贤把酒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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