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山水画师承古人而不落于窠臼，敢于突破，敢于创新，在漫长的临习创作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创的江南山水笔法。他将南唐荆浩、关仝之“小斧劈皴”，元代大家王蒙之“解索皴”，米芾父子之“米点皴”以及近代大家傅抱石之“抱石皴”等大家皴法汇集，并取诸家之长，创造出了江南山水新画法——“杂木皴”，形成了独具内涵的江南山水画风。由此，他也就当之无愧地被推崇为新浙派画家领军人物。他就是中美协会员、杭州江南画院院长宋柏松教授。

    记者：大家都知道您是著名国画家，擅长山水，亦工花鸟、书法等，并曾得中国美术学院老教授朱恒、陆俨少等名家亲授。我特别想知道在您学画过程中，对您影响最大的老师是谁？是他的哪些方面影响了您、以至在您未来的绘画创作中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

    宋柏松：提问到我的学画过程，那得从我孩童时学习书法谈起。最初涉及中国传统的毛笔字（谈不上书法），是受家父影响，父亲当时在浙医大搞教材的图文绘制与抄写的工作，写得一手大家公认的好字，包括蜡纸刻字和毛笔字。那时，我还是一个未满6周岁的学龄前顽童，与其说学写字，不如讲给小孩子关脚。
    或许是我的好奇与喜动，加上书写方面又有家父的遗传基因，学习毛笔字技法时能知一返三，初写出来的字有模有样，在笔、纸上的贪玩，却被父亲视为聪明好学，所练习作还特意拿给单位的同事们显摆（当时父亲同科室的同事都毕业于美术专业，在浙医大画人体解剖图，刻讲义蜡纸等工作）。同事们见之，无不夸我天资过人，建议家父重点培养我学习绘画与书法。曾记得一位毕业于上海美专的吴姓伯伯，专门从家里寻出《大共和画报》和《芥子园画传》借给家父让我临摹，当时借一本临摹本，然后装订成册，还给人家后，再借，反复借、还，如同抄书，集书的同时，练就了的笔墨功夫和耐心。看着一本本自己亲自临摹抄写（当时把上面的文字都照搬入画）的成套画传，很有成就感。从此养成了我借书抄书的习惯。后来长大才明白父亲当时借书还书的良苦用心。
    稍长，因宣传工作需要（当时正入文革初期），又转学素描，画伟人头像，同时涉及水彩、水粉、油画的学习。我家邻居浙医大陈教授有个朱姓义乌同乡，在浙美教书，文革时无聊，常来陈家做客。一天，路过我家门口，看见墙上挂着的素描伟人像，并从我母亲口中得知，是我这个毛头小伙的习作时，朱伯伯（这是我当时的称呼，那时一般小孩子不打听大人的名字，一直到文革后我才知道他的真姓实名—朱恒）直夸我天赋高，我一听高兴，拉他进家门，把我平时所写的毛笔字和临摹的中国画习作统统搬出来，请他过目，意在多听些鼓励的话，犒劳犒劳。
    数天后，朱老师带了一本由贺天健著1962年出版《学画山水过程自述》的书籍送给我看，从此，激发我对山水画的兴趣，至今我还保留着这一份缘分。
    当时，父亲给我收集了一些山水画题材的名家出版物，记得其中傅抱石一幅山水《镜泊飞泉》，我甚是喜欢，就开始临摹抱石山水，后又临习李可染的，就此一发而不可收，宋、元、明、清山水出版物见一张临一张，放假了，就去周围的自然山水中写生，费用（两个烧饼钱）由父亲私下解决。
    1970年，我响应号召去了浙江建设兵团，当时生活大山之中，加上我当时负责美术和文字类的宣传工作，更有机会面对真山真水的写生，体会，农村的生活给我日后的创作带来用之不尽的绘画素材，我要感谢那历时8年的艰苦岁月。
    文革后，因工作之需有幸接触陆俨少先生，并经常得到陆先生教诲与指点。在整个学画过程中，我选择性地吸收了李可染先生的浑厚与光感，傅抱石的灵动与朦胧，陆俨少先生动感与气势，朱恒先生苍茫与质朴。要我回答哪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我的感受是陆俨少先生笔墨技法，使我在创作中得心应手，而朱恒老师的创作理念，激发了我新的创作思路和创作语言，我认为二位老师对我在绘画创作上的帮助不分伯仲。

    宋柏松：上面谈到了朱恒先生的创作理念，激发了我的创作思路与创作语言。因此，我开创的这一新的艺术语言，得从朱恒先生的艺术主张谈起。
    朱恒老师在山水画创作中的树石画法上，主张树石不分家。他曾多次对我讲起，他经常静观生活中的树石关系时，并非古人所画的树石分家，而是树石混成一体，从整体看树中有石，石中有树，画时须树石不分家，融为一体，这才是江南山水的表达方式。为此，我考察，研究了南、北山水之差异所在，北方山水石多树少，适合树石分家之画法，而江南山水植被好，山石间藤木缠绕，一眼望去忽树忽石，宜以树石不分家之法绘之，然而要达到这一效果，必须在原有笔墨技法上有一个新的突破。
    为此，我通过多年在笔墨技法与构图造势上的探索，研究，逐渐形成我目前作品所体现的那种以树皴石，以石衬树，树石同勾互皴手法。这一笔墨与构图的创立，用以表达江南那种亦树亦石植被茂盛山壑，给人的视觉带来一种斑驳、苍茫，树石繁杂的艺术效果。这一画法的面世，得到了业内众多专家和评论家的称赞和肯定，并把我的这一山水画创作技法归纳为“杂木皴”。

    记者：您的国画作品题材丰富，尤其是您画猫、画猴等国画小品，无论是在绘画技法以及意境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可以说是雅俗共赏，请问您为什么偏爱画这些题材呢？是有什么样的故事么？是否有新的或者个人化的趣味倾向在艺术作品中产生？

    宋柏松：生活是文化艺术的创作的源泉，只有被自然生活所激发的创作激情，其作品才能动人，文化是提升作者之思想品位和艺术情趣的，只有被文化提升了的创作感受，作品才有文化品位。这是我对待艺术的一贯主张。
    我笔下描写的那些较为生动小生灵，皆是生活中与所遇之物的情感积累。我与小动物，自幼有缘，记得孩童之时，特别喜欢小动物，尤爱其幼崽。当时，浙医大因教育科研之需，有专门饲养用于实验的动物之场所，饲养的动物，除了猛兽，其余基本都有，因此，我那时追着动物幼崽玩。稍长，便吵着要父母给我买小动物饲养，就这样，家里养过小狗、小猫、小兔，还有，小鸡、小鸭、小鹅等，除此，我后来还养过小猴、松鼠、小白鼠之类的，只要喜欢的动物，都会想尽办法弄来自己饲养，观察，玩耍。在饲养的过程中，不仅了解了动物的习性和生长过程，还产生了许多有趣的事儿，愉悦在我的记忆之中，每当回忆起当年的情景，就会有指腕之痒，故常常以笔墨代替思念之情。并从早年的细笔丝毛画法转为散笔披毛法，再由散笔披毛法演变成现在破墨写意画法，此法更具个性之发挥，亦能更大程度地张扬中国画的笔墨情趣与韵味。

    记者：在21世纪的今天，艺术市场蓬勃发展，在当前这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我们也见到了形形色色的画派与绘画作品，我想请问您，您觉得什么样的手法更适合表达艺术本质？艺术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

    宋柏松：在当前我国经济，文化大繁荣的形势下，艺术作品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喜人景象，画家们各人以各异的想法和手法，创作出各异的美术大餐。然而，对于画派的地域特色而言，已被现代化的图文信息广泛传递，以及现代交通和通讯的便利与快捷，使南、北、东、西各地画家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其界线已变的非常模糊。故当今画派的定论为时还早，须留于后人评说。
    至于用什么手法更适合表达艺术的本质，我认为因人而宜，重在创造。对于艺术的创造，手法为其次，关键是创作者的思想意识，对待艺术要有一颗真诚、纯净的敬畏之心，有一种清静的心态，通过对生活的感受去发现艺术。用自己的艺术思考和创作手法去表现生活中精彩瞬间，用自己的智慧去创造高于生活的艺术作品，展示给世人一种新奇的美感，民族的、与众不同的美感。这就是我认为艺术本质，形式和内容的关键之处。

    记者：您曾有许多关于绘画的论文和专著发表，您认为当今中国画的审美观点带有怎样的民族特性？

    宋柏松：中国画和西洋画存在的最大差异，就是文化上的差异。中国民族文化审美特性就是讲究作品的文化内涵，在追求视觉感受同时，寻求的是诗情画意，带给人们一种心灵深处的享受。而西方绘画在艺术层面上的表现，是色彩与形式对视觉的冲击力。这是其一。
    其二，西画除了展示给人们一种视觉效果（绘画的结果），剩余还是结果（效果）。但是，中国画不同的是，除了绘画结果（效果），还有绘画时的过程，让人可读可品。这个绘画的过程就是笔墨的运作速度与力度，在纸上产生的机理效果。这些产生的机理效果，我们称其谓笔墨韵味，因此中国画的品赏过程也称之谓“读画”。它不仅给世人带来视觉的美感，还给人一种心灵上的想象空间。
    其三，西画家，只要能画出自己风格和动人的作品，就能称得上一个优秀的西画家。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中国画家在画面上除了体现作者的风格（笔墨与形式的创造），在创作出动人的作品之外，还必须有较高文学修养，要有漂亮的文句和精彩的书法展现在其作品的款识之中，作为艺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撑着作品的整体文化内涵与艺术含量。这几点上的讲究是任何画种不可比试的，亦是凸显东方文化审美思想中特有的民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