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青铜螭龙笔架山，两条螭龙身子相连，两个龙首交错对视，底有红斑绿锈，年代悠久，距今至少2000年。与明代仿古制成的大量笔架山相比，此物形象传神，活灵活现。

 　　清末寿山石笔架山，横山造型，配有楠木底托，为著名篆刻家徐星洲所制。此物虽为人工雕刻，但形态自然，不露雕塑痕迹。

 宋代青铜笔架山，带原配青铜托座，绿锈入铜，赏用一体，将顶端拧开后可做水鱼使用。

　　姜维群

　　先厘清一个概念，古代的官人一般是文人，现在的官人许多不是文人。文人是啥？海上篆刻名家陈巨来有文《西山逸士》，专谈道光帝曾孙、恭亲王奕之孙、画家溥儒(心畲)，他说溥心畲“觉其人恂恂如也，毫无逊清宗室虚架子，又无书画名家之习气，所谓像一读书人的样子”。文人即读书人，既然读书必有笔墨纸砚环绕其室，于是就有了文人的文房四宝，有了文人的各种案头清供和手边文玩，说得再直白一些，就是玩物、玩意儿，即文房、文玩。

　　文人的文房是文人手中把玩或案头欣赏的小器物，其似树，初时是一干，由干发枝，枝再生枝杈，于是成为林林总总的蓊郁之大树，枝叶之多难以胜数。

　　文房说到根儿上是文人读书写作绘画的工具，由于文人的天性好玩好消遣，于是工具慢慢演变成可以玩可以赏的器玩，如笔，即是这样。秦代的蒙恬对制笔作了改进，“以柘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毛为被，所谓苍毫，非兔毫竹管也”。至汉代，毛笔有了发展，这些笔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装饰，为了便于携带，将笔的末端削尖，簪于头上。不随身携带的笔，或贮于竹筒制的套中，江陵凤凰山出土的笔套，两侧镂出透孔，便于笔头水分的挥发。由此看出什么来呢？当时的文人，笔或笔套只是功能性的工具，而无任何装饰装潢型的美化。在汉代器物文具出土的记载中，有笔、墨、砚、研钵，还有砚滴、书刀，有简牍、帛书、玺印、封泥等，依然是工具性的，虽然也有装饰，如印钮上的兽、龟等，但品类极少。

　　那时候，有纸墨笔砚工具性的文具，但文玩形成不了可供玩赏的一个阵营。

　　文房的概念每个朝代都在延展，都在扩张，宋代人赵希鹄在他的《洞天清禄集》一书中，列文房清玩仅有古砚、古琴、笔、墨、纸、画、怪石、青铜器等数种；元代的《文房图赞续篇》中记有文房常用器18种；而明代的文征明的曾孙文震亨，在他的《长物志》中收列的文房器物有50余种，仅由毛笔衍生出的文房就有笔格、笔床、笔屏、笔筒、笔船、笔洗、笔覘等。到了清代，文房正如子息蕃盛之家族，繁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

　　文房是文玩，被冠之为雅玩之名，正如明人沈春泽说的，文玩“非有真韵，真才与真情以胜之，其调弗同也”，必须是读书人是文人，才能有这般雅兴和情调。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其诗苏东坡这样评价：“渊明作诗不多，然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诗人，皆莫及也。”在大名士苏东坡眼中，陶诗之佳连李白、杜甫都不及他。陶渊明在文玩上亦雅高一筹。其《闲情赋》中透出消息，其“佩鸣玉以比洁，齐幽兰以争芬”，“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飙于柔握”，“愿在木为桐，作膝上之鸣琴”。佩玉植兰，弹瑟握扇，这就是文人。

　　晋唐文人注重文玩器物的气韵，宋代文人注重其精致，明代文人注重文玩的品类。宋人皆以苏东坡为文人典范，后人多关注东坡之仕途左迁右贬、政治风云之跌宕和他名冠千古之诗词，却忽略了作为文人的雅玩。如《爱日斋丛抄》记，“东坡谪海外，用鸡距笔”；《墨史》载，“苏子瞻有佳墨七十丸，而犹求觅不已”；《觥记注》有“苏东坡有药玉盏，又有荷叶杯，工制美妙”。这且不算，另说两件佚事足可观东坡文玩雅趣。

　　苏东坡“天才卓逸”，书画于他是“性所笃嗜”，到处无不以笔砚自随。他在黄州时，走在路上，看到民家有丛竹老木，就是在“鸡栖豕牢(猪圈)”之侧，亦必要描摹下来，所以逸笔草草动有生气。可以说是开绘画写生之先河，也可知东坡喜老木奇石。笔记中说，他有一块“小有洞天”石，特在石下配一座子，座中空出，在座子内放置香炉，座上有几个孔窍，正对着这块石。每每焚香则烟云满岫，这种将焚香之嗅香，静观烟云之缭绕，配上“小有洞天”的奇石将是何等的奇思妙想。还有一事，在京城时李伯时得陈峡州马台石，十分喜爱放在书房中，东坡一天来造访看后说：研石为砚，将你收藏的各种玉的器形刻在四周，我在砚池旁书铭文。后东坡作《洗玉池铭》，时为北宋元祐八年(1093)。

　　史上记载许多文人好石，如唐代宰相李德裕，好奇石赏石，有《谢临海守寄石诗》：“闻君采奇石，翦断赤城霞。”从遥远的赤城即浙江天台山采集石头并送到长安；唐代宰相牛僧孺也好石，在洛中一带得到许多奇石，并在上刻上文字；还有苏东坡有一块“仇池石”，是一英石，是他的表弟程德孺送给他的。

　　玩石之风尤盛于宋，甚至玩到了丧国之恸地步。从那时一直到清末民初，“文石”成为文人案头之玩之乐。可惜民国战乱频仍，诸多唐宋传世赏石毁之殆尽，后美国人理查德·罗森勃姆为中国古石收藏家，收藏一批中国人丢弃的古石，并著有《世界中的世界》一书介绍中国古石，并收藏了一批传世的古石。后天津藏石大家张传伦著有《柳如是与绛云峰》一书，详尽载记玩石之古之趣，足可一观文人案头之雅玩也。

　　从文化角度说，纸墨笔砚是文人的“生产工具”，一如农民的锄头，工人的榔头。但由此派生出一系列的雅玩就令人刮目了。前曾述，伺候“笔”的家什最多，笔闲置的时间长短决定了以何样的物件存放它。时间特长的可放在箱箧中，亦可用笔挂“大头朝下”挂起来，随用随取可用笔山笔格架起来或用笔筒插起来，随身携带时可用笔帘卷起来。即使是墨，愈是好墨越是让它住有宅寝有床。故宫中有乾隆御制的五彩墨，放置它的匣盒讲究异常。墨只有在研墨时才会“站立”，平时需平放“躺”着，于是又有了墨床之属。

　　墨床听起来很大，其实很小，正像蝈蝈住的房子——蝈笼，肯定很小。墨床一般长不过七八厘米，高一二厘米，常有人误为木托。墨床有牙玉、木、瓷乃至琉璃料器的，虽小但颇精致，是历代文人青睐之物。墨床之重视可窥文人对墨之重视。明四家中的唐伯虎有《桃花庵歌》传世，桃花庵由文征明题匾额，其左侧有一亭为“梦墨亭”，祝枝山书有“梦墨亭碑”，唐伯虎建庵，文征明题匾，祝枝山写碑，明四家此中占了三家。古人讲梦墨是吉梦佳兆，初唐诗人王勃梦墨结果文章留传千古，祝枝山说自己也曾梦墨。墨是书写绘画须臾不可或缺的东西，然古墨好墨其实被束之高阁起来，清代康熙五十三年大臣进贡的一套有精细图案的《耕织图》墨，计48锭，其昂贵的价值精细的做工已失却了使用和实用的功能。

　　折扇被称为文人的“怀袖雅物”，几乎成为文人出游会客的道具。其扇面之写画，其扇骨之刊刻不必赘述，只说两件事足让人振聋发聩，明代阉党刘瑾，擅权谋逆后被处死。刘瑾家被抄，其金银财宝古玩字画不可数计，然而有两件东西让正德皇帝愤怒惊惧，这就是刘瑾上朝时随身携带的折扇，在扇骨中竟能藏下两把锋利的匕首。打开是扇子，然后可以“图穷匕首见”，文玩之物变身凶器闻所未闻。另一明代大奸臣严嵩，其财产被抄后，仅是各式的折扇竟成千上万。严嵩本人才学高书法好，想必喜欢折扇，折扇扇面是文人逞才思显技艺之地，想必是众官吏逢迎拍马投其所好，亦可见当时社会之时尚，因为在当时皇帝赏赐大臣常以折扇作为赐物，文征明曾有诗文记述皇帝赐折扇之荣耀。

　　折扇从清末至民国时期，写画扇面成为南纸局一项重要的业务，甚至支撑了店面经营的半壁江山。在书画家画扇面上和文人雅士玩扇面上多趣雅之事。当年书画家皆订润例，初听润例不太贵，很低廉，但各种条件附加上去就不得了了。陈巨来曾撰文谈润例之怪现状，他举例说，高振霄、沈卫二位老太史公写一扇面仅三元，金笺和跨行书写加一倍(六元)，单行正楷，再加倍(12元)，双行小字再倍(24元)，作篆或隶再倍48元了，篆隶并书，又倍(96元)，正、草、隶、篆合锦(192元)，如是金笺扇，最高价为384元之巨了。所以当今拍卖会上见到的较特殊的扇面，恐怕当年是花了巨资才得到的。

　　玩扇是文士及藏家青睐之物，据文怀沙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见吴湖帆在家中用汉砖垫砂锅，说是不是太过份了，汉砖怎可垫砂锅呢？吴说，我家里找不出比汉砖更不值钱的东西。后随手抽出笔筒中一把折扇，折扇一面字一面画是陆润庠，陆是清同治十三年的状元。吴打开一只箱子，说里面都是状元扇，都收集齐了。清朝270多年，每三年一个状元，加上恩科总共一百多个状元。这固然是收藏，但也看出清朝作为“怀袖雅物”的扇子有多热，当时有那么多的“追状元族”处心积虑地花大银子求名人扇。

　　文人终生是以书和笔为伴的，有笔必须有笔筒，笔筒放在案头随时可以取用插在里面的笔，但笔筒不仅仅插笔，随手的物件都可以放在里面，如上文所述，吴湖帆家的笔筒中插放一把折扇。笔筒是将竹之雕、木之癭、瓷之画聚之一身的文人器玩。笔筒秦汉时没有，那时的笔可以簪在头上，所谓“簪白笔”，成语“簪笔磬折”即说明笔可以这样放。后世毛笔普及了，成为文人书画家不可或缺的东西了，于是笔筒成为文房传世量很大的一宗。从明至清，各种材质各式雕工各样奇思妙想的笔筒很多。但还是以竹刻竹雕受人青睐，像历代竹刻大家都留有竹雕笔筒作品，像“朱氏三松”的笔筒多有传世，加上历代的摹作伪作，致使如今的收藏拍卖市场上常有所见。

　　砚是文人文玩之一大项，写字必须研墨，研墨须有砚台，砚成为案头必备。然而文人有癖，说得雅一点是“鸿爪癖”，总希冀人生像雪地行走的鸿雁，留下爪痕。于是见垩墙要题壁，过摩崖要刻石，看到门洞就想题额，总之，时时刻刻想把自家的思维感受感悟写出来再“固化”一下。于是砚台进入文人视野，因为砚台除砚池之外，其他五面均光滑平整，此中变成了文人驰骋文思卖弄才华之地。在诸多传世砚中，有的砚质极佳做工极妙而传诸后世的，但大多是因为砚铭是名人而得后世青睐。清康熙年间藏砚大家黄任自号十砚老人，修十砚轩收藏名砚。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曾得到他的“云螭砚”，由此萌发了收藏学者名人砚的想法。他先将自己书室取名为“十学人砚斋”，并陆续收到好几位学者的自用砚。如朱彝尊玉兔望月砚、袁枚舟形砚、桂馥夔云砚，钱大昕驼矶石砚、姚鼐“讲易”澄泥砚等等。这些砚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签名”的名人用品，一旦是名人之名，此砚就有了文人的气息，有了历史的厚重，也有了存世的价值所在。

　　砚，无言展示自身的材质。砚铭却以思想火花瞬间的爆发炫耀着自己的灵光。最有名的砚铭当属民族英雄岳飞，其书写的砚铭八个字：“持坚守白，不磷不缁。”由此铭看到他的雄心坚志。从古至今，许多砚已经被淹泯而无存了，许多砚铭以文字的形式被保存下来，成为后人行动的圭皋，成为规范的箴言，成为永远的座右铭。文人以刻刻写写为乐，喜欢在平面的地方留下自己的曾经。郑板桥、扬州八怪之一，他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弱点，他说：“终日作字画，不得休息，便要骂人。三日不动笔，又想一幅纸来，以舒其沉闷之气，此亦吾曹之贼相也。”郑板桥真乃大家，可谓“入木三分骂也精”，何谓“贼相”？贼一日不窃手痒，二日不盗技痒，需要不歇手以解心痒也。笔者曾于天津沈阳道买一澄泥老砚，无什么雕工，亦无任何稀奇之处，只是砚池深凹，几近磨穿。当时深为震撼，也深为敬仰，此砚堪为吾之楷则。心感之处有灵犀，一日灵光一闪诌出一首五绝：“石凹将欲穿，捧砚仰前贤。不敢再磨蹭，惜之每一天。”于是用毛笔书之砚底，请人刻出，后又拓成墨片，求画家曾昭国补景于其上，又求帛书第一人赵伯光题字，装池成轴悬之于壁，亦一玩物也。刻刻写写，画画拓拓，日长安可度，以此疗心痒。

　　在这方面，海派画家唐云是一大玩家，其书其画其文其诗，典型的文人派。其曾将书画诗合于一手卷，长五米，分四段，分为白描罗汉、桃花翠鸟、各景山水、酒壶酒具、草丛蟋蟀等，其中有诗题案头清供云：“斟得一斗长生酒，来供梅花饯岁先。不待华堂放爆竹，便随香萝度新年。”唐云除书画外，在扇骨、砚铭，尤在紫砂壶上独得文人之先，在唐云收藏的专项拍卖上，可读出他在文玩上的用心，更可见其过人的匠心。总有人以为这是砚边剩墨的“余事”，是绘画纸头顺手一抹的“小道”，但此中最可见其胸中的“雅意”。

　　画家吴待秋山水宗清四家王麓台，亦擅花卉。当年有刻铜而名噪北平的张樾丞，其开有文具店，所出售之铜墨盒、铜镇尺，甚至扇骨，或书或画，几乎让吴待秋全部包下了。这些不仅未损其名，反而使其名渐著称于北方。民国廿四年(1935)，当时的北平市政府动用大力量编撰了《旧都文物略》，将当时北平宫殿、园林、灵寝、碑石等作了较详细和准确的梳理，最后一章有“技艺略”，要而不繁记载了各种工艺和艺术，其中有绘画、笔墨、墨盒、锦盒等专项，譬若刻象牙首推于硕，还有吴南愚、沈筱庄等；在刻竹上，言张志鱼刻骨甚精，还题到白铎斋阳文深刻最名贵，此外刻铜、刻瓷等均有涉猎。举凡这些人都是专门的工匠，现在可以说是工艺大师。重要的在于，许多文人书画家参与了这些创作，使本来的工艺之作，成了传世的艺术之作。如画家金城，许多扇骨的书画出自他手，再由他的弟弟金西厓刻在扇骨上，这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金西厓许多扇骨的画稿出自名家，像齐白石、张伯英、溥心畲等人均有作品在扇骨上。笔者收藏扇骨有年，诸多传世的扇骨，出自诸多大名家之手，扇骨和铜墨盒在民国时期盛行一时，这两个“方寸之地”成为书画家展示才艺的新天地。此风还延展至政界，从孙中山到蒋中正，再到宋哲元、冯玉祥、吴佩孚等等，都在铜墨盒上留下墨宝。固然这些历史的大人物，都曾风云一时，真正有艺术鉴赏价值的当属书画家的作品，如陈师曾、陈半丁、颜伯龙、齐白石等的墨盒均为当时颇受欢迎之物。铜墨盒是继砚台之后文士们的又一时尚品。

　　文人之玩范围至民国愈广，因为社会生产力在发展。画家于非厂以画名世，至今他着色鲜丽的画，独标一格的瘦金体无人能及。但他还曾是一记者，文章写得好，周作人这样评价他：“闲人(于非厂在报纸上发文之笔名)的那些市井小品真是自有他的一功，松脆隽永，没有人能及。”他曾在民国时期写了《都门钓鱼记》《都门艺兰记》《都门豢鸽记》《都门蟋蟀记》，近年集为《都门四记》重新出版，从书中亦可读出文人画士之玩也。养兰赏兰嗅香是文人之嗜，艺兰之艺应是一技，亦是一美。由兰而盆，由盆而托，此中升发开去，兰盆或陶或紫砂，皆是文人书法绘画的妙思之处。说到豢鸽，于非厂笔下的鸽子确是一“名鸽谱”的展示，让人看到诸多名贵品种，在这方面，王世襄说：“一九二八年于非厂先生《都门豢鸽记》问世，日手一册，读之不辍。”鸽子、钓鱼、蟋蟀都成为文人的玩意儿，鸽有鸽笼、鸽哨，钓鱼有钓竿，蓄蟋蟀有罐。这些皆是文人玩意儿的“延展”，这样的延展太多了，文玩之属不仅仅是我们狭义上的纸墨笔砚、水丞笔格什么的了。

　　文人之玩大之矣，于非厂曾记，他得到钓钩，上镌“造办处”三字，极小极精，这是宫廷之玩啊，故尔其于晴朗之日与二三友钓鱼北海公园漪澜堂，于艇中备一酒炉，瓜果数品、酒一壶，于荷花深处钓鱼，并钓硕大无朋之蟹，随钓随煮，烹而大嚼饮酒酩酊，真乃天上人间也。正所谓“是非不到钓鱼处，荣辱常随骑马人”。

　　文人之玩大之矣，曾藏有紫檀小筒，长11厘米，内有九件骨雕物什，极精，经考证此乃“途利”也。明代屠隆《考盘余事·文房器具笺》“途利”条记：“小文具匣一，以紫檀为之，内藏小裁刀、锥子、穵耳、挑牙、消息、修指甲刀、剉指、剔指刀、发刡、镊子等件。旅途利用，似不可少。”这或许可算作文人的讲究，正像当今女士出门，坤包内必有化妆包，如是而已。

　　文人本身就是一种讲究，胸有珠玑笔底黼黻。世间之物皆是一种匹配，案陈善本书，砚留古名墨，于是就有了书斋之中的无限风光。在历史的长河中，有话语权的是两类人，一是官人，二是文人。在官人文人合一的古代，似乎文人身份的话语权更多，于是许多文人用的、玩的器物成为文玩，而且是价值不菲。从拍卖信息所得，宫廷之物集一国之力聚地域之精，固然其器其物不失倾城之美，亦有连城之值。然而文玩凭籍文人之雅之学而独踞书卷文气，正像刘禹锡的《陋室铭》，此乃文人的宣言书，是书斋的公开信，“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一样的景致家家有，然一入文人书房，雅气四射；“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说出闲适道出闲情，而生出潇洒。进尔总结道：“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文人自傲自信乃至自爱之情跃然纸上。所以最末其反诘一句：“何陋之有？”其潜台词恰恰是表白：文人是一种高贵，文玩是一种高价，“陋室”，其实是一种奢侈。

　　文人的玩意是奢侈，当唐云的一把紫砂壶拍卖到千万之巨，闻一多的一张笺纸信札拍卖至百万，董桥先生曾花万余买过胡也佛金瓶梅故事十二开册页一开，不到一平尺，拍卖至300多万元。这些奢侈皆因文人梳笼过，收藏过，所以价值一飞冲天。值此收藏文玩风疾时盛之时，想起唐诗一句，以作拙文之结——

　　寒光乍退风犹切，春色新行柳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