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公凯：1950年毛主席为北平艺专题词“中央美术学院”，之后央美成了中国美术事业的中心，至少是个重镇。中央政府对美术的一些政策、思路、想法，都是先在央美做，然后在全国铺开。全国美协主席历来都是央美的校长，副主席一般也是央美的。央美在建国前30年举足轻重的作用无可替代。别人没想过挑战，也挑战不了。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不是那么计划经济的，说谁第一就谁第一。地方院校的发展也很快，不一定是要挑战央美龙头老大的地位，但至少敢说谁怕谁啊。
记者：央美和地方美院相比最明显的特点在哪里?
潘公凯：我觉得我们就得做精英，我们不做谁做。在这方面央美有传统，就是有历史使命感，始终关注跟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议题。地方院校考虑地方的问题，央美就得思考世界性问题，高端的问题，它不思考谁来思考。央美的老教授坐到一块，一说起来就是我们中国的美术教育怎么面对世界美界的变化局势。
记者：你的态度是央美永远是主流?
潘公凯：要引领啊，我们是想全方位地引领，油画要最好，国画也要最好，完全不同的面貌也要引领。我们现在不惜高薪聘请国外的教授，意大利、法国，美国。为了请来汽车设计的教授，我到日本给对方上课做交换。设备啊，空间啊，也都想做得最好。
记者：在央美的几个“第一”中，雕塑训练班、建筑学院等是不是当时的特色专业?
潘公凯：雕塑不算特色专业，是最古老、最普通的专业，各大美院都有。央美有几个专业是其他美院没有的，比如建筑学院。在欧美，一两百年前美术和建筑完全是一码事，艺术家同时又是建筑师，像米开朗其罗，不仅做雕塑，教堂也是他做的，只不过大家注意的是他的雕塑，他的雕塑名气更大。达·芬奇他们也都会盖房子。所以欧洲的美术学院分成两半，一半学建筑，一半学艺术，像巴黎的高等美术学院一直有这种传统。民国期间的美术学院，建筑和美术也是在一块的，杭州艺专就是有建筑系的。1953年院系调整，建筑统统归到工科学校了，以后美术学院就没有建筑系了。央美就是回归了这个传统。
记者：据说国外的高校都很羡慕中国高校资金充裕?国外的美院都很穷?
潘公凯：在中国，最好的美术专家、艺术家在美术学院，西方则是最好的艺术家不在美术学院，在画廊里。在画廊卖画的收入远远超过当教授的收入，所以西方艺术家不愿意到学校当教授，在学校当教授的是二流画家，卖价不是很好，但也有一定的名气，一定的学术研究能力。他们教授的年薪在5万美元左右，5万美元很低的了，相当于一个普通银行职员，那种站柜台的小姑娘的收入。
记者：国外如何评价中国的美术院校?
潘公凯：在造型基础——就是做雕塑的写实，素描基本功方面，什么立体感、质感、空气感、结构，西方已经不如我们了。造型基础方面，原来全世界最好的是苏联的美术学院，苏联解体以后大幅度滑坡了。有一个例子，90年代以前我们派最好的学生去苏联留学，回来后成为我们最好的老师;但是90年代以后派出去的最好的学生，学了6年回来我们不要了，因为我们在6年中的进步超过他们了。西方现在已经走向抽象了，他们不要画画了，不用做基本训练了。这有点像音乐学院，交响乐、钢琴、小提琴他们那边都不太教了，过时了，爵士都过时了。现在都教现代的、前卫的，培养的学生越来越少，老师也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的郎朗或是小提琴、钢琴，还有美声唱法老在国际获大奖。美术也是这样，通过手工的绘画手段包括素描、色彩为一个人画像，在西方已经过时了，他们已经不教这个了。
记者：面对自己丢掉的东西，国外专家会因此尊敬我们的艺术家吗?
潘公凯：这是他们评价好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他们觉得我们新的专业非常棒，非常国际化。包括文化遗产研究中心，艺术管理学系，我们一开始办就是搞国际最高品牌。我们办文化遗产研究专业，直接找的就是法国国家文化遗产学院。这个学院规模很小，但它培养所有法国博物馆的馆长，必须拿到他们的两年培训文凭才能去当馆长，否则就不能上岗。我们找的是他们合作，很快就把这个专业办起来，一办起来就是最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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