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家徐冰的《天书》至今仍然给人们深刻的印象：那些看似汉字的笔画组合，其实每个都不是汉字，作品好像可以阅读，但是无法进入。

       今年，徐冰将自己的另一个作品《地书》出版成为一本书。《天书》都是再创造，《地书》却是只搜集没有创造，全部是符号、网络表情组合而成的。《天书》是看似可以读其实无法阅读的，《地书》则是看似混乱却真的在讲故事的，100多页的书里却没有一个传统文字——徐冰用符号讲了一个完整的故事：一个白领的24小时。无论身处哪种文化背景，讲何种语言，只要是有当代生活经验的人，就可以读懂这本书。

        看起来很“90后”

      《地书》的创意来自十年前。徐冰有一次看到口香糖上的小图标，发现这些图标其实讲了一个故事：“用这五个标志可以讲一个故事，那一定可以用成千上万的标志讲一个长篇小说出来，这在逻辑上是一定的。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有野心，一定要写一本书，这本书没有传统文字，什么人都可以阅读，包括文盲，这个时候知识人和一般人的区别就被拉平了。”

       抱着这样的想法，徐冰和助手们开始搜集全球的符号，整个过程已经花了十年：“我们做的工作就是把不同的符号进行比较，找到这个符号的共同之处。比如说咖啡这个标志有好几百种，这好几百种之间，经过比较我们会发现里面有共同的部分，这个共同的部分就是咖啡这个标志最核心的、最可认知的、最可靠的一种视觉的信息。到后面这个书在整理的过程中成为比较标准化的，类似符号和文字性的东西。”他尤其强调自己的工作是搜集不是创造：“这些符号是生活中的人们创造的，我不创造，我只搜集、整理、规范化。”2005年徐冰开始在德国做《地书》的展览。这一次出版的《地书》则是一个白领的24小时经历的所有过程，整本书翻译成文字有一万五千多字。

       搜集符号的过程中，徐冰对“读图时代”来势汹汹更有体会：“有很多领域已经在普遍使用符号的表达，比如说给病人看病、弱智孩子的教育。奥巴马团队里，有一个人专门负责把信息转换成图像给他看，因为奥巴马要看的太多太累，要转换成图像比较便捷。我在台湾做展览，有个女孩的工作就是在讲演的时候画图的，转换讲话内容。符号其实是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徐冰做《地书》的思路，现在看来和网上流行的表达方式很接近：用符号和网络表情表示一个事件的进展，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网络表情公交图、网络表情说泰坦尼克号这种网友原创的小玩意。甚至有人翻开《地书》会觉得：“这不就是90后吗？”书中出现的很多符号，年轻人会觉得很熟悉，例如兔子耳朵的手机套、北京地铁的标志、亚马逊的快递包裹。有人很快读进去了，有人觉得完全看不懂。徐冰觉得，看懂与否不取决于教育程度的高低，而取决于对当代生活的了解：“《地书》的这种语言，原则上来讲它是不需要学习的，它重新界定了文化的范围。对《地书》阅读的能力不取决于你属于哪个文化范围和教育程度高低，它只取决于这个人是否介入当代生活，取决于你介入当代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新的概念。”

       徐冰的探索也引起了研究领域的兴趣，香港科技大学一直希望和徐冰一起合作，搞一个工作室，带着学生和老师，围绕《地书》这个概念延伸出来的各个新领域做研究。

      《地书》想表达未来的趋势

        记者：为什么想到搜集符号来表达一个故事？

        徐冰：首先说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大家都在企图超越传统文字，因为这个传统文字在全球化的交流和语境方式中受到了限制，反而符号组成了一些谁都可以读的象形的东西。

        有了微博、手机，我们的语言一方面向文言的方面发展和转换，更短更简洁；另一方面就向符号化、视觉的、简洁的、方便的方式转换，包括我们见到很多的手语、表情图。最后年轻人连打字都不打了，做表演，拍一段视频，他女朋友也收到了，这些行为就向传统语言的不方便提出了挑战。

        记者：我把这本书给不同的人看，感觉是小孩、女性特别能读进去，成人男性反而读不进去，理解不了。

        徐冰：成人男性一定是有更强的概念定式，他们的思维应该是更理性更固定化。这里面也有想象力的问题，聪明的人，对事情有感觉的人，对《地书》的概念特别有感觉，读起来就更有兴趣。 其实对《地书》阅读的能力取决于你介入当代生活的深度和广度， 没有网络经验的人不容易读懂这个文章，比如说一个教授，如果他不介入当代生活，他没法读这个书。

       记者：你的这个作品和现在网络流行的表达方式是有类似之处的，有人会觉得，这还是艺术吗？这有什么新奇的。

       徐冰：它可以是艺术，也可以是小说，也可以是文字学这个领域探索的内容。现在网络上很多人用这个方法，但是我们是十年前就开始这项工作了，第一次做地书的展览是2005年在德国，当时没有人用这种方法去表达，说明我们在当时就有这种意识，标识可以用来讲事情。现在网络上有很多人使用这种表达方式，说明我们当时的题目是有远见的、有未来性的。他们不是受我的影响，是生活要求他们这样做，因为今天生活方式和几千年前不同，传统语言方式还一样，滞后了，才有各种各样的现象，尝试突破传统语言的局限。

       记者：你这个书里有很多特别生活化特别时髦的元素，像这个兔子耳朵的手机壳，我们还以为艺术家不会离生活这么近。

       徐冰：大家觉得艺术家应该和生活离得挺远的，没想到和我们的生活这么近，还这么潮。这是人们对艺术的一种误解，总觉得艺术应该是深刻的、吓人的、耸人听闻、云里雾里、搞不懂的，这些是人和艺术之间的误解，其实是艺术利用了人们的敬畏之心，当代艺术也是利用了这些东西，制造了和一般人的奇奇怪怪的疏离感，我不喜欢这种东西，我希望我的艺术是平易近人，容易进入的。但不是停留在进入本身这个层面上，进入之后你会发现这种东西是很有启发的，或者说提供一个新的看事情的角度的，我不希望我的东西一上来就把人吓跑了，先给别人觉得这是艺术，我不懂是因为我缺少艺术的教育或者艺术的细胞。

        记者：这本书也让我们联想起一个词，读图时代，很多文字工作者提到这个词都会很着急，觉得读图时代太肤浅了。你怎么评价读图的趋势？

       徐冰：是有这种情况，文学受到很大威胁。读图确实是今天的特征和趋势，因为科技和网络让人的速度大幅提升，一切都是碎片化的，人类需要一目了然的沟通方式。图有一种特性，优越于任何其他的传递手段，是超文化的。我跟读者交流的时候，有个女孩说她在国外的时候一看到图和标识就有安全感，因为文字会有误解。这十年，图标发展得很快，有些变成了普及的全球通用的，因为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东西想要进入全球的视野，必须要找到直接的、明确的、视觉的东西才是超越地域文化的。

        现在传递图的技术手段大大提高了，年轻人会选择图或者符号表达，因为图和要说的事儿更直接更对味，文字是不可靠的，因为它是一种符号，取代了他要说的东西。

        有人也说，你做《地书》是不是鼓励和推动全球化、肤浅化？我不主张也不推崇全球化，只是通过这个概念和作品提示一个可能。我对这件事没有正面负面的评价，我只是强调趋势和现象。

        记者：我想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的文字最早也是画图。

        徐冰：你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我们的文字是象形文字，中国人读图读了好几千年了。甲骨文其实只有260个，我们现在的符号就多多了。

       《地书》不是新的文字，是一套大家都认可的体系，它不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文化范围的人创造的，是全世界各个领域创造的，都能读懂。为什么我们不创造只搜集，因为我们必须要搜集不用学习就能读懂的，绝对普及的那部分。

         记者：你改造文字变成了《天书》、英文书法，现在又完全不用文字来讲故事，但是有人觉得文字传统要继承，你觉得这种愿望合理吗？

       徐冰：维护经典的愿望是好的，但是文字本身的进展是随着时代对文字的需求而演变的，文字的演变、进化是不以美感或者经典来要求的，它唯一的要求就是简便、易学、有效，它是一种工具。所以简体字为什么比繁体字更有生命力，就是这个原因。汉字从甲骨文发展到现在成为当代汉字，你不能要求它发展到这个程度就不发展了，它会继续发展，不会这个东西太完美了太经典而让它停止在这儿，这是不可能的。

       文字其实可以把玩的

       记者：你之前的作品都是跟文字有关，您觉得自己是对文字、符号，还是某种意象很敏感？

       徐冰：中国的文字是和图难解难分的，写字就是画这个图，对文字有兴趣就是对图有兴趣，所以我是对图像的表达与文字表达之间的关系有兴趣。

       其实传统的中国文化对文字是带有很重的崇敬情结的，在我们接受教育的时候，正好是简化字运动的期间，一年级第一学期老师教我们一些字，第二学期老师就说政府发布了新的写字方法和系统，所以要我们把上个学期学的字忘掉，用新的方法。但是现在想起来，其实给我们的思维和文化的意识埋了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就是文字其实可以把玩的。

        记者：你说过，你试图跟当代艺术这个系统保持距离，其实对于大众来讲，会觉得我们的艺术好像进入到一个美丑不分的怪异地步。你怎么看大众的这种感觉？

        徐冰：我一直在警惕这个系统，希望自己和这个系统保持一个距离。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系统本身你不可能获得新鲜的东西，很多艺术家都挤在当代艺术的窄路上，做的作品都是千奇百怪的，看上去都很新鲜，但实际上他的创作思路和线索都是一样的，他就在原创性上非常之低的。

        从杜尚把小便池搬到美术馆，他是了不起的，他把艺术和生活拉平了，给艺术家留了一个特殊的贵族地位，因为我是艺术家，所以我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是了不起的，我干什么都艺术，我在那儿扫地，可以被解释成价值连城有很深刻的内容，一个清洁工扫地就不是。当代艺术在悖论的关系中发展下来，艺术家对创造力本身不负责任。

        记者：当代艺术在这种关系里起到什么作用？

       徐冰：当代艺术是一个特殊的系统，是附着在当今的政治经济系统的这个形态之内的东西。它就像人身上的一个癌细胞，反对这个系统，当代艺术总是以反系统反主流的姿态出现，癌细胞就是给健康机体捣乱的。健康机体没有癌细胞是不行的，当代艺术就是这样一个作用。

        人类在正常思维和逻辑和探索方式以外，需要超常规的、非理性的、调皮捣蛋的思维，有时候创造力是在不常规里面出现的，就像有的大学让学生有一天是可以做坏事的，需要超常规思维里面这种创造力。当代艺术有这样一个作用，人们做各种各样的实验。这个领域设计制造出来的东西可以为其他领域用来提升创造力。这个领域一边试验一边自我否定、自我反省、自我瓦解。这个领域试验出来的东西，很多大家不喜欢，因为不能从里面感受到东西，就是不懂，被拒绝。慢慢地人们就感觉我不懂是我的问题，因为我缺少艺术的教育，可能正好不是这么回事。它就像药，用得好治病，用不好有毒。

         记者： 《地书》这个作品，你谈了很多关于时代、未来的东西？

         徐冰：艺术家真正的本分和本职工作就是他对这个时代的敏感，他要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这些话最好是别人没有说过的，由于别人没有说过，所以他就要找到一种新的语言来说这个话，这个时候艺术的语言就出现了，艺术史从来都是记载在艺术语言上有提示和贡献的艺术家。

         《天书》的作品更像艺术和某个时代，比如说八五美术运动时期提出的一些概念和当时我们对文化、传统的反思。今天的《地书》这个作品，这两个在时间上不能倒的，比如《地书》在那个时代出现，而今天搞一个《天书》出来，我觉得这两个作品都是失败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其实一个敏感的艺术家，他的作品总是和这个时代内在的核心部分发生关系的。

                                                                                                                                           【编辑：易小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