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氏出身缙绅世家

龚氏三代为官宦世家，书香门第，家学渊源。龚心钊先祖龚鼎孳，号芝麓，龚心钊“瞻麓斋”即为高瞻仰怀先祖之意。

    龚心钊的日常生活，除了玩文物，也以诗文自怡。以前家中屋子大，其书房堆满文稿，藏书丰富，其中还有元版书，所收藏的器物都是装箱落地存放。他学问好，性好清淡，白天喝茶，只有晚上偶尔饮些老酒，酒后会写文章，雅兴所至，往往赋诗。他的右大拇指后来因病而截去一节，握笔不便，但是对诗文考证，仍然用功不辍。抗战时期，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曾经限电，每到晚上，全家还将电力集中供其使用。

文人习性收藏大家

    晚清以来，收藏文人器玩之大家，南北有两位，时称南龚北徐。北为徐世章，民国总统徐世昌之胞弟。南龚即瞻麓斋主人龚心钊。

    龚心钊蓄古爱好系从小耳濡目染，其收藏自二十岁随父到上海时即已开始。除了传统文人的好古习性以外，由于出身官宦世家，加上其父历任晚清各种洋务与外交职位之背景，龚心钊对于西洋事物亦多有所涉猎。他著有《瞻麓斋诗文存》，又编译《五洲古泉考》《莎士比凯撒剧词笺》等书。

    龚心钊在逍遥津花园内养蜂和梅花鹿，而且极为认真，蜂之作息、繁殖与采蜜活动皆会加以记录，更以中西合并的方式饲养。此外，他不但收藏蟋蟀罐，也养蟋蟀，但却舍不得斗，只欣赏蟋蟀之神态、精神，遇到天冷还会喂蟋蟀吃维生素。

    出身世家与官场，龚心钊的交游也多为晚清遗老与学人，在一张拍摄于民国二十年（1931）的老照片“蓬山话旧图”中，即是龚心钊与学者藏书家傅增湘、帝师陈宝琛、清宗室宝熙与大学者柯绍志等人的合影。瞻麓斋藏有民国二十四年（1935），时年六十六岁的龚心钊与诸遗老的合照，前排中坐者为秦子质（宣统年间任广东陆路提督），其左旁为陈筱石（直隶总督兼办理通商事务大臣）。

    龚心钊在上海的交游，除了遗老与学人圈子外，由于醉心于古泉印玺，他与大艺术家、篆刻家吴昌硕亦有密切往来。吴昌硕曾为心钊、心铭兄弟刻有多方印，如为龚心铭刻“楚锾秦量”印（秦量即“商鞅方升”）。龚心铭的《浦口汤泉小志》书名亦请吴昌硕以篆书题字；吴昌硕为龚心钊所刻“合肥龚氏鉴藏历代金石文字、中外泉货、官私印章、碑帖图籍、书画尺牍之记”为长达三十字的多井格多字印，在吴氏印谱中相当少见，可知两人印缘与交情之深。

    龚氏早年的古印收藏有一部目录《瞻麓斋古印征》8卷，顾复初题扉页，钱镜塘、袁渭渔等作序，龚照篪作跋，1893年成书，每页一印，选择精审。可是后来陆续又有大批收获，尤其抗战前出土了大量铜印，龚氏所收遂超过原印谱中好几倍，虽未留下印谱，印章却被安置在一批特制的盒子里。这批古印有一部分是清末山东大收藏家陈介祺的旧藏。其收藏的“甘玩一瓢砚”，曾为建筑大师贝聿铭之贝氏家族先人、苏州藏书家贝墉（简香）所收藏。另其收藏的“杨玉璇制白寿山慧可断臂像”与“田黄冻达摩面壁像”均得自“冒氏水绘园”。

    龚心钊所收文物种类繁多，包括有战国越王剑、宋代米芾、马远、夏圭等名家书画，宋汝窑盘以及时大彬、徐友泉、陈鸣远与陈曼生等制的紫砂。尤其是他所收藏的印章，自战国到六朝的铜、玉、石的官印、私章二千余方，蔚为大观。然而，他的文物收藏看似包罗万象，但还是有其收藏方向的，对于所收文物的品级也多所坚持，据龚安英（龚心钊之女）说：“父亲收藏的印记止于唐代，宋人的印就不收了。又如紫砂茶壶，也只收到文人紫砂的代表陈曼生，之后的就不入其收藏范围。”

    有趣的是，即使对收藏品级如此剔抉，瞻麓斋藏品中却有一形色特殊的“英伦祭红尊”，此器并非出自中国，而是当年龚心钊由英国伦敦购回，据说只是因为龚心钊认为此“祭红尊”仿的是中国作品，而且仿得颇为相似，认为非常有趣，故买之。

    龚心钊一生心血全在于文物，即使到了晚年，家中经济并不宽裕，但其对看中的器物还是决不肯罢手的，一旦看中，即便借钱或者卖掉首饰也要买回来。到了后来，沪上古玩商都已熟知其人，知道龚心钊的个性，即使有好东西也不敢取出来给他看了。上海之外，龚心钊常赴北京琉璃厂赏购古玩，古玩商皆熟识之。

读之考之护之

    龚心钊文物收藏的最大特色，在于其精致考究、古朴典雅的包装。无论是书画或各类文玩精品，外盛以瘿木盒、紫檀盒或红木盒，取精致的织锦包面，用柔软的丝绢为卧囊，盒内贴有多方藏印的印文，并附有亲笔撰写的各式标签、题识的纸笺，盒外又贴有龚氏手书品名的题签。

    文人的雅玩与收藏活动，无形中展现出自身的知识、修养、气质与品位，可以说是“古玩”雅趣当中，最好玩、最有趣也最高级的享受。龚氏收藏讲究精致优雅的装潢包装，流露其高雅不凡的收藏品位与风格。这绝非仅靠雄厚财力即可获得的，更多的是藏家本身的深厚学识与审美素养。

    无论是囊匣与锦盒的配色，还是用于装裱、制造的纸张或檀木、象牙等材料，都必须因应藏品本身来作适当的选择与搭配。据龚安英说，龚心钊对于材料非常讲究，裱画装潢用的纸都是他自己收藏的，有些紫檀木与金粟纸还是来自于清宫拍卖的旧物。在“宋拓九成宫醴泉铭”这册碑帖中，龚心钊别出心裁，贴上自己的照片与收藏印记，而且都是自己剪贴，没有假手他人。

    事实上，如此讲究的装潢与包装，在近现代民间收藏家中相当罕见。曾经让全国书画鉴定三人小组成员、上海博物馆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赞叹不已，认为已成为龚氏个人收藏风格。要知道，龚家长年雇有学有专精的工匠，每遇有需要，龚心钊量了尺寸后，便会要求工匠制作各种锦盒、木匣，他在旁口述指示，亲自监督。

    龚安英说，对待心爱的文物，父亲是买之、读之、考之，却不喜欢在他人面前炫耀张扬。龚心钊在把玩、擦拭藏品时绝不使用一般粗糙的拭布，往往是用自己身上已经磨得平润了的衣服袖口来擦拭，这是要避免织物上尖锐的纤维可能刮伤器物。收藏家对文物的钟爱、细心以及爱物之成癖、成痴，于这些小处与细节当中表露无遗。例如包装“宋拓九成宫醴泉铭”与“宋官窑印池”的匣盒，侧边用象牙制的搭扣，其扣带以较为耐用的麂皮所制成，一般本来皆作尖牙状的骨杆，但龚心钊却特别要工匠将之磨成较为圆润的形状，他认为这样更易于使用。

    除了古朴雅致的包装风格外，龚心钊对于收藏品的考证，亦可称一绝。龚氏本人笃好文物，但他不像一般收藏家仅止于收藏，每收精品必加以潜心研究，考证其来龙去脉，对于文物的传世经历与收藏过程也都会撰写墨书签条附于其中。以“吴越王金涂宝塔”为例，龚氏除了写上前手收藏此物的经过与原由外，还特别附上《申报》的剪报报道，以为佐证，同时留给后人研究的线索。

    1960年，龚心钊的第三代后人将家藏文物捐入上海博物馆，共计600余件，受到上海市人民政府的表彰。捐献的瓷器中有唐邢窑盈字盖盒、北宋定窑刻花游鹅碗，还有一大批紫砂壶和陶质蟋蟀罐。龚心钊所藏的蟋蟀罐大都是“赵子玉”款的作品，而紫砂器则以“陈鸣远”款作品为其代表。重庆三峡博物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亦藏有若干龚氏藏品。其余散入各地藏家，因藏盒题记的特色，龚氏旧藏每易辨识，近年也在拍卖会屡创佳绩。

从这些闪耀着藏家余晖并庇荫后世的珍贵文物中，我们见证了一位大收藏家对于文物的态度及其不凡的审美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