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有建筑物的画中，建筑的形制也体现了书画创作的时代。比如城门，宋朝的城门一般是方形的，而明代的城门是拱形的。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里城门就是方形的。再看房顶的“鸱尾”，一般宋朝建筑的鸱尾是朝内的，到了清朝的时候，鸱尾是朝外的。宋徽宗的《瑞鹤图》里鸱尾都是朝内的。而清朝袁江的《梁园飞雪图》，屋顶上的鸱尾是朝外的。除了建筑以外，科举、服饰、民俗、时尚、政治、军事、重大历史事件、避讳等，这些都是书画鉴定中必不可少的因素。

此外，避讳也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清朝。清朝康熙年间，因为康熙的名字叫玄烨，当时很多画家、书法家的名字里面出现“玄”字的时候就必须避开这个字。比如说，当时有一个画家叫王鉴，字玄照。后来到了康熙年间的时候，他就改字叫王园照，如果在康熙年间他所作的画里面还写“玄”字的话，那这幅画基本上可以判定是假的。因为当时的避讳非常严格，如果没有按照这个避讳来改字或者改一个笔画，最轻的处罚是被罢官有牢狱之灾，最重的处罚可能会被诛灭九族、凌迟处死等，后果非常严重。所以在康熙年间，画家都要特别注意，尽量起名的时候不要有“玄”或者“烨”字。所以，在康熙年间的画家里面，如果你发现哪一个画家署款，或者题字和题诗里面出现“玄”字或者“烨”字，这个作品极有可能是假的。

书画鉴定中，尤其是鉴定某一个人作品的时候，有很多前人总结的经验可以帮助初学者少走弯路。比如明代宫廷画家林良，他署款的个性被很多收藏家总结出来。“林”字是由两个“木”组成的，他写这个字的时候左边的“木”要比右边的“木”粗、矮，而且“林”字和“良”字不连在一起，如果看到署款是两个“木”字一样长短的，或者“林”和“良”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作品一定是存疑的。

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朱万章说，2009年，他曾在日本某美术馆里看到一件林良花卉轴卷。当时对方打开请他鉴定，他发现署款不对，认为这可能是假的。对方问他为什么在没有完全打开的时候就知道是假的，朱万章告诉对方林良署款的习惯。对方不相信，后来找了北京故宫、台北故宫、美国各个地方所收藏的所有林良作品的印刷品，发现果然是这样。

还有一次，有人拿了一件关山月的作品请朱万章鉴定，这幅山水画的气息画得非常好，“因为关山月的作品离我们的年代非常近，很难从时代气息去判断，只能从笔墨、气韵和所表现的技巧来看，从这些方面看这幅画基本上是无懈可击的，作品画得非常好。”朱万章说，后来仔细对了一下签名的笔顺，发现这幅画签名的笔顺跟关山月本人真迹的作品完全不一样。后来又请其他的鉴定家来看，果然大家都得出一个结论，的确是一件假的作品。

著录不可尽信

书画鉴定还有一些非主流因素。所谓的“非主流因素”，就是说在书画本身以外的东西，包括材料、印章、题跋、著录和故事。朱万章在其中特别讲到两点，就是对于著录和故事要特别小心。古代的著录一般是文字著录，现在见到最多的是《石渠宝笈》或者是吴荣光的《辛丑消夏记》，这样的著录一般是比较可信的。但是最怕的是什么著录呢?是当代人的著录。

前几年在拍卖行出现过这样的一个现象，当时某一个拍卖行卖一件傅抱石的作品，傅抱石的作品里面放了一本画册，这本画册是上世纪50年代出版的，表示这幅画是经50年代的画册所著录过的。而且这本画册是经傅抱石本人亲自编辑的，这就说明这个画册本身是可信的。朱万章说：“既然这个画册是可信的，那旁边展出的作品也是可信的。当时有一个收藏家毫不犹豫地把它买下来了。过了若干年以后他把这个作品拿到拍卖行卖，拍卖行认为是假的。收藏家把画册拿去，拍卖行的人看到画册后感到很惊讶。经过和图书馆的画册对比，才发现这个画册里面的某一页被掉包了。因为现在的印刷术非常发达，造假者就把某一页抽出来，把那一幅假的画印刷到纸上，放到这个画册里面再重新装订，让你看不出任何的破绽，你就相信了这个著录，结果你就上当受骗了。”

近代还出现了美术杂志造假的情况，朱万章说，比如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术杂志里有李可染、徐悲鸿的插页，一般像这种美术杂志都是可信的，但是有时候造假者把插页割出来，重新插一幅假的画进去。这个情况要特别小心。

至于收藏故事就更不能轻易相信了，朱万章认为，在鉴定书画的时候，故事是属于次要因素，是不值得相信的。只有在确定这些画是真实的前提下，这些故事可以增加这些画的文化附加值。如果这个画是假的，其他的故事都是不值得参考的。梁瑛

书画鉴定是一项综合技能，除了形制、款识这些明显的元素，书画中的很多细节可以帮助藏家鉴别真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