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窗韵语一页》

　　苏轼《次韵徐积》中说：“但见中年隐槐市，岂知平日赋兰台。”所谓的槐市，典故相传是西汉长安绿茵浓密的槐树林中读书人聚会、贸易、互易互市之所，也是中国书籍售卖的早期场所。后来随着太学的解散，槐市随之消失。然而，在日后天地悠长的岁月中，图书市场以“书林”“书局”等名目活跃于中国人的文化记忆里。

　　11月1日，商务印书馆出版笔者《槐市书话》新书发布会在北京涵芬楼书店举行，笔者曾就职于国家图书馆古籍善本特藏部，后从事古籍拍卖二十余年，经手过眼的古籍善本、碑帖、印谱、明贤书札不计其数，而这数十年的钻研与探究、经历与感悟、书人与书事，汇集成了《槐市书话》。这本书讲述的就是一部部古书流转的瑰奇历史及其背后的社会历史问题。

　　藏书是民族的血脉

　　笔者觉得，如果说“书的前半生”是写书人对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认识和思考的凝华，那么“书的后半生”就脱离作者，成了读书人和藏书人的事情。书籍一旦流转，不管是抄本还是印本，就不再只是个人的感知，而化身千百，成了知识传播的过程，成了社会的力量。

　　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书籍稍有不慎就会失传。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工作多年，坦承国图真正够善本级别的书籍仅有两万种，其中还有许多是同一本书的不同版本，剔除这一因素，真正具有文献价值的古籍不足五千种，远不能涵盖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浩瀚文献。《韩非子》《管子》《荀子》引用许多如今已不可见的书，甚至连名列“六经”的《乐经》也敻不可见。《尚书》亦如此，若无孔府鲁壁夹层中的藏书，也在焚书坑儒中失传了，而因传承中的断裂，《尚书》重现后引发的今古文之争扰攘了近两千年。

　　书籍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大典，是法制与人文精神之所在，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书籍都是最早的收藏品类之一，而且也被供奉得最高。亚里士多德讲世界七大奇迹，其一就是亚历山大图书馆；考古发现两河流域的档案馆或图书馆，保留大量楔形文字文献；考古发现死海地区古代以色列文明的羊皮书……公元前3000年到2000年间，书籍已经成为各地文明的共同收藏。

　　藏书是民族的血脉，书籍会告诉你从哪里来。当然，考古发现也会告诉你从哪里来，但那是被动、无意识、必须通过科学分析才能知道的，但书籍却主动而有意识地告诉你，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半页残纸里的大名堂

　　笔者认为，古籍的价值看书的“三性”。其一是“文物性”。国家图书馆对于古籍善本的界定有一个时间的下限，即清乾隆六十年（1795），1795年后除非特殊情况一般不进入古籍善本的范围。国家文物局规定的文物出境限制标准也定在1795年，适用于瓷器、书画等各类文物，但当年文物局长郑振铎独将古籍善本的出境限制标准定于1911年，比一般文物品类下限延长了一个多世纪。这是对古籍的特意保护。

　　关于“文物性”，笔者曾经手一页残页，上面保留了书名《丹阳后集》和刻工姓名。根据刻工姓名可判断此书产于宋代江西，然而此书在所有的图书馆里均没有著录，换而言之，这是一本失传了八百余年、只剩下半页的古籍，这半页书当即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后来，笔者得悉这一残页出自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傅熹年之家。1921年，清宫内阁大库流出“八千麻袋”古籍和档案，当时傅熹年祖父傅增湘收购了大量宋版书和元版书。其中有一本宋版书的封皮是纸糊的硬壳，经过数百余年的岁月洗礼，浆糊失去了粘合力，硬壳散落后漏出了糊壳的宋代废纸，其中的残页之一就是《丹阳后集》。笔者借这个传奇故事说明，古籍的文物价值不可貌相，半页残纸也可能有大名堂。

　　其二是文献性。这是书籍所共有的属性，依赖的是蕴含其间的思想和总结，即便是新书也具有文献价值。

　　其三是艺术性。古代雕版往往是先由名家手书，后交付刻工雕版。据传，宋代大学者周密的《草窗韵语》就是由周密本人手书上版的；“扬州八怪”之首金农早年临写北宋藏经，都出自北宋大和尚手笔；元代某些刻工用的是赵孟頫书法的变体字，赵孟頫本人也未必能写出这样的书版字，所以个个有风味，都是好的艺术品；清代《昌黎先生集》末页有“福建林佶手书上版”，也是大家手笔。

　　艺术性的第二个表现在于版画。清初刻本《三国演义》版画采用八色套印，同时代欧洲先进的海德堡套印术也只能达到四色水平。明代万历年间的版画，水平之高可称绝于世界，比如郑振铎先生曾收藏了万历版《金瓶梅图》，后来转交给国家图书馆，这是出自安徽黄氏家族的写意版画，艺术性极高。

　　天禄琳琅的流转故事

　　除了其本身具有的价值，一部书在流传过程中经历许多故事，故事增添其文物价值。文物本身价值可用标杆去衡量，故事的价值却无法衡量。

　　乾清宫东边的昭仁殿曾是乾隆皇帝的藏书重地，乾隆亲书匾额“天禄琳琅”。乾隆秉承了康熙以来的文化喜好，他的藏书精华基本都在天禄琳琅。乾隆六十年传位于嘉庆皇帝，嘉庆二年，乾清宫的小太监在处理炭火盆时引发大火，一路烧到天禄琳琅，里面的藏书均付之一炬，基本没有流传下来。

　　其时乾隆仍在世，书一烧掉，嘉庆皇帝觉得脸上无光，召来大臣重建天禄琳琅。但大殿可以重建，古籍却不能再造。嘉庆下令在宫中四处翻找，重汇了几百部宋版书，堆到天禄琳琅。当时为了应付此事，将很多明版书、清版书冒充宋版混入其中。

　　清朝灭亡后，逊帝溥仪偷书偷画，以赏赐溥杰方式将文物盗出宫，首先盗取的就是天禄琳琅里真真假假的宋版书。溥仪盗走这批书后来跟着他到了伪满洲国，1945年溥仪逃离长春时又陆续散出，其中一些到了一个高级将领手中。

　　笔者一次拜访这位将领的后人，看到遗存下来的天禄琳琅藏书，当即判断这是当年嘉庆皇帝和他的臣子们混进宋版书里的清版书。但尽管版本、品相与当时其他通志堂刻本无甚区别，但因附加如此多的故事在里面，在拍卖市场上的价值翻了数十倍。附着在古籍上的文化故事已经让它发生了蜕变，甚至让它成为了重要文物。

　　除了天禄琳琅，《槐市书话》里还有许多曲折动人的藏书故事，如顾氏过云楼藏书、陈寅恪先生藏书、劳权抄本《松雨轩集》、宋刻《五灯会元》、元抄本陶叔献辑《两汉策要》等。书籍本身会制造和创造精彩故事，但笔者并没有在这些传奇上肆意渲染，而是凭借严谨的历史训练和专业考证，不动声色地一一铺陈，并且关注其背后的社会历史问题，数十年的心得最终汇聚成这本《槐市书话》。（拓晓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