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有多种形式，或曰“商人收藏”，或曰“市民收藏”，或曰“文人收藏”等等。其中“文人收藏”，总是特别吸引人们的眼球，毕竟，沾染了文人气息，总是诱惑人对其深情张望，一窥究竟。

 

李晶晶曾在《三联生活周刊》中《文人收藏》一文中说到，清末民初收藏者的主体，是“亦官亦藏”的文人群体，他们对藏品重视来源、流传，藏品多经考证，或题记，或钤鉴藏印。将收藏与学识相贯连，成为硕学鸿儒乐享其间的雅事。无独有偶，收藏家韦蔚编写的《近代收藏家名录》中共列入300人，虽不全，但可作为重要的参考依据：在近现代尤其是民国时期，其中官员出身的54人，商人背景的97人，人数最多的是文人包括艺术家共有167人，占了一半以上。

 

综合上述两个材料，至少给我们传递了这样几个信息：一是文人收藏自古有之，明末清初尤甚；二是与“商人收藏”、“市民收藏”的市场增值思维不同，“文人收藏”其更重视“藏品来源、流传，藏品多经考证，或题记，或钤鉴藏印”；三是“文人收藏”总是“将收藏与学识相贯连，成为硕学鸿儒乐享其间的雅事”。

 

在过往的历史上，“文人收藏”能够成为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线，必然还有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比如，当时的文人颇受社会尊重，因而其收入也相对稳定，他们似乎更有条件收藏；比如，文人之间虽然存在“文人相轻”的情况，但并非说所有文人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不少名家、大师之间的交流以至赠送藏品的故事还是经常发生的；再比如，与当下的收藏品价格相比，其时的藏品价格要低许多，于是客观上也就为“文人收藏”降低了门槛；又比如，文人玩收藏因见多识广，尽管当时也有赝品，但在他们的“火眼金睛”面前，那些假冒伪劣的藏品何以不露出马脚、落荒而逃？

 

如果说，价格因素是刺激“文人收藏”的必要前提和条件的话，那么，来看一下当年名家名作、大家大作的价格，你便会对当年名家名作、大家大作被纷纷收藏的境遇恍然大悟。6月19日晚，黄宾虹巨制《黄山汤口》以3.45亿元成交，创其个人作品最高成交价。据陈国林撰文，1952年的时候，黄宾虹的画才买1元钱一幅，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可以买好多幅。直到1977年，王雪涛的画12元一平尺，李可染是15元，他拿着陆俨少的画去荣宝斋，给出的价格是8元一平尺。上世纪80年代初，天安门前的国家博物馆（原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外宾服务部”，吴作人的润格是一平尺5元钱，李可染8元，刘炳森6毛、8毛钱。1981年，从香港回来的许化迟，仅花20多万港币就买下了外宾服务部的全部画作，超过9000张字画，包括齐白石、张大千、李可染、吴作人、蒋兆和等人作品。上世纪70年代，像李可染、吴作人、蒋兆和，当时收购价都是45块钱一大幅，齐白石才卖10块钱一尺。另据李涵教授回忆，1954年冬，当他还是14岁的懵懂少年，就喜欢到北京王府井的和平画店看画。店里的画有60%是齐白石的作品，大概20%是徐悲鸿的，还有傅抱石、陈半丁、王雪涛等人的作品。齐白石的画多半是竖轴，价位也就20或30元一幅。他清楚地记得，一幅三平尺的竖轴牵牛花，叶子上加一只写意蚂蚱，标价是20元。徐悲鸿的画马和牛比较多，一幅画的价格在60至70元左右，其中有一幅大画《翠竹仕女》标价110元，算是当时店内最贵的画了。如此价格，也难怪其时的“文人收藏”是那样风生水起了。

 

事实上，正是因为“文人收藏”，像吴湖帆、徐悲鸿等一大批文人为国家抢救性地保存了一大批极其可贵的藏品，并通过他们的研究和学识，为后人研究历史、传承文化、创新艺术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见解和基础条件。据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罗随祖介绍，19至20世纪之交，在中国文化史上，出现了五大发现：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文书、内阁大库档案、少数民族文字史料的陆续发现，改变了近代中国文化的进程，同时也促进了新一轮的收藏热潮。假若没有“文人收藏”，失却上述“五大发现”，我们古文明的历史又怎么大大向前推进？我们的文化艺术又何以向世界展示更璀璨迷人的魅力？自然，失却了“五大发现”也无以刺激和调动起文人们的收藏积极性，而没有文人收藏的积极性，令“文人收藏”式微，那么，就难以保存下如今这么多不可复制、珍稀万分的宝贵藏品。自然，“文人收藏”也为一些艺术家们自我成为大师级的艺术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艺术涵养。

 

而今，要再重现昔日“文人收藏”的风光，已然不易，但是学习文人收藏之法，我们还是可以作点努力的。比如藏家个人要加强对藏品知识的学习积累，不要将眼睛盯在物质价值上，而要将目光更多聚焦于藏品本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价值上，并尽可能把它弄懂弄通，以至“将收藏与学识相贯连”，并成为藏友之间共享互乐的一件雅事。

 

学习“文人收藏”，对于艺术家们而言，也要为大众收藏开些必要的绿灯，让低收入的藏家也有机会参与名家低价格藏品的收藏。想起我的老朋友，收藏家、书画家娄国良曾经以100元钱收藏著名画家叶浅予画作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叶浅予大声疾呼：压低画价，开辟国内市场，保护中国画艺术。他还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订出措施，控制外流；他多次向画店建议设立内柜，以低价供应内宾。为此，他以身作则，并对外宣示：三年之内，卖画不提价，如有私人愿意收藏，他愿低价售出。他强调说：“要是普天下都向钱看，那生命的意义就歪曲了。”爱画者闻之，自是奔走相告，可在将信将疑里又怎敢冒昧以求？其时，尚在浙江上虞剧团工作的娄国良，初生牛犊不怕虎，竟邮寄百元斗胆求画。让其始料未及的是，老画家一言九鼎，立马邮上一幅新作。为此，娄国良致函深表感佩：“要不是您主张和力行压低画价，我是不可能得到您的画的。藏画于民，流传于民间应是画家的快事。流入民间的画如种子入土，如地层下的矿藏……”娄国良可谓是老画家的知音，从此以后，娄国良不仅加大了对收藏的投入，而且还开始涉足中国书画的创作。据说，尔后又有多人效步，叶浅予都一一予以满足。其实，让经济收入低微但喜爱名家艺术的藏家，也能够过一把收藏瘾，进而来开拓国内市场，涵养广大群众的艺术欣赏素质，推动中国艺术的可持续发展，不也是艺术家们的一种责任吗？

 

“文人收藏”，说到底，是“中国文化艺术系统有序的保存与传递的一个重要形式”，作为一种精神生活，其的孕育及其发展的背景，当是人们物质满足以后，精神上的文化自觉。而今，之所以渐行渐远，是因为受到了“投资心态外加市场助力”的作用。于是乎，那道曾经的风景也就如“心底时时泛起的温暖人心的文化波澜”永远横亘在了人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