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整个伦敦沉浸在艺术氛围之中，一年一度的伦敦弗里兹艺术博览会（Frieze London）于10月5日至8日在伦敦摄政公园举行，为人们带来了31个国家的160多个画廊参与的重量级艺术盛会。而当艺术世界的人们蜂拥至弗里兹时，是否思考过当下艺术家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为此，英国《卫报》专栏作家尼尔·弗里泽尔（Nell Frizzell）采访了他们……。

　　进入21世纪后，艺术家们似乎面临着许多问题：商业化、气候变化、工作空间、审查制度……当艺术世界的人们涌向弗里兹（Frieze ）时，英国《卫报》的专栏作家尼尔·弗里泽尔（Nell Frizzell）采访了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a Abramovic）、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 塔希特·迪恩（Tacit Dean）、玛利亚·巴尔肖（Maria Balshaw）等，询问他们对此有何感想。

　　所思所想

　　塔希特·迪恩（ Tacita Dean，艺术家）：

　　我认为艺术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平衡市场的需求和摆脱它。公众资金的缺席和大型商业倾向的画廊出现，甚至是博物馆现在都依赖于商业，使得艺术家无法自由工作，我们越来越在商业面前服软。现在需要更多元化的选择，否则，对艺术家而言，更多困惑意味着更少确定的路径。

　　里瓦尼·诺伊恩史旺达（Rivane Neuenschwander，艺术家）：

　　最近，巴西的艺术和文化机构频频遭受极端保守组织和政治家们的审查与威胁。这是非常严肃并危险的，把我们本来就很脆弱的民主制度再次置于危险之下。我们在经历着一个深刻的社会不平等时代，世界范围内的不宽容与两级分化，恐惧和仇恨主导着我们的谈话，多元化讨论也逐渐被削弱。

　　艺术家必须抵抗并提出更深层次思考的不同路径，捍卫他们的行动领域，以保证为社会中所有人提供行动的自由。

　　史蒂凡·卡尔玛 （ Stefan Kalmar，ICA 馆长）：

　　对于我们大家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同时也是对于艺术家更有压力的问题是，我们可以忘恩负义吗？ 21世纪的经济构成迫使我们回避更根本的问题。艺术家现在是一个通过商业系统销售作品的人，他们的作品可能被卖给一个自己不知道的人，不知道买家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人。作为一个馆长，你想知道这些矛盾能持续多久，你的展览可能是由你反对的人所赞助的。

　　在美国，有多少画廊是由川普的支持者作为他们的主要赞助商呢？他们如何能与更先进的策展决策共存呢？同样地，ICA怎么处理这些矛盾呢？我的意思是，至少我们可以讨论它，而不是假装它并不存在。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教育问题，尤其是艺术教育问题。为什么社会大量地通过视觉媒体来传播而剥夺了我们年轻一代接受艺术教育的权利呢？这么做明显导致了视觉审美的匮乏，所以人们不能理解和读懂所周遭的世界。他们不能理解投射在他们面前的世界有社会经济因素，他们背后的先决经济和利益条件。在一个被图像渗透的世界里，意识形态通过图像相互交流。理解图像是如何产生、传播和发布是我们的基本人权。这就像学习一门语言或者学习字母表一样。难道照顾人民的权益不是任何政府最基本该做的吗？

　　为什么付学费来进行艺术教育会很有趣呢？这和医疗保健是相同的道理。为什么让政府加大艺术支出会有困难呢？难道政府的首要任务不是培养受过良好教育和健康的公民吗？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政治观点，“为什么总是保守的政府做这些？”没有一个自由或社会民主的因素会促使这些措施落到实处。你非常罕见地成为了接受过良好教育的法西斯主义或种族主义者。

　　杰里米·戴勒（Jeremy Deller，艺术家）：

　　搞什么呀？ 这就是今天艺术家们面临的问题。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艺术家）：

　　对我来说，就是道德的问题。我认为艺术家光是创作作品是不够的，要向公众展示这一点是不够的，我们也必须把自己看作是人类的一员。问自己在这个世界上能做些什么，这确实是我们经历的一个最严重的危机。作为一个人，你怎样在人类层面上有所帮助呢？这个时代的危机以各种方式呈现。人类在世界各地都遭受痛苦，不断增加的自然灾害从未如此频繁，大型人口迁徙，管理政府的人的素质问题等等。仅仅在工作室里做艺术是不够的，你必须思考作为一个人，你能做些什么。

　　玛利亚·巴尔肖（Maria Balshaw，泰特美术馆馆长）：

　　我在哪里可以承担得起我的工作？我的创意社区在哪里？

　　亚瑟·加法（Arthur Jafa，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

　　从最直接的角度来看，大多数艺术家似乎都会这样问：“我能得到报酬吗？”比起成为一个成功的NBA球星，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需要更多条件。

　　我所关注的是艺术家创作出的作品，作品是让我成为我的一切事物的真实化身。这完全和我的黑人身份联系在一起，一旦我说我是黑人，我就要受到约束。

　　一方面，我断言我是黑人，因为我就是；但另一方面，我不希望其他人对黑人的行为作出狭隘的限制。这让我经常处于一种我觉得有点自相矛盾的状态，我不想被人群包围，我只想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如果你让我用爱来表达你的观点，因为它经常被框在社会政治中，而黑人生活事务的条款中，为什么人们不谈论圣特蕾莎的伯尼尼狂喜呢？但同时，如果人们正在用正式的方式谈论它， 我就会感到愤怒，因为黑人们正在像狗一样被杀害。

　　我渴望的事物是复杂、微妙、美丽的，这些都是我所珍视的，他们也是我作为一个黑人被剥夺了的东西，例如，我知道，如果我做了马克·莱基（Mark Leckey）的杰作——《绿屏冰箱》，作品将以新的方式被解读。我对作品的理解是物体的情感生活。历史上，当黑人来到西方社会生活的时候，我们不被当作人看待，我们被看作附属物。所以我们对物品的生命有一种非常疯狂、复杂的看法。我们处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某处。

　　凯瑟琳·奥佩（Catherine Opie，艺术家）：

　　我最关心的是女性艺术家的平等地位和经济适用房：谋生的实用性和将艺术家作为职业令人生畏，坚持不懈，我的艺术家们，对你的实践保持真诚。

　　在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下，我认为一个更大的问题是：我想成为什么样的艺术家，没有正确或错误的答案，重要的是要知道，艺术家的声音和作品能够跨越一个更大的话语，与当代的文化、政治和实践相联系。

　　金容益（Kim Yong-lk，艺术家）：

　　生产和消费的过度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巨大威胁，作为一个艺术家，我不太喜欢过多地创作和循环使用视觉形象。

　　奥里特·阿瑟瑞（Oreet Ashery，艺术家）：

　　对我来说，关于资金和政治的问题会有很多。我们代表谁？我们为谁拍摄或录影？

　　工作是关于什么的，我也有很多生态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对很多艺术家来说，试图在融资和赞助问题上协商立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雷区。如果你的工作是关于气候变化的，与石油公司合作是非常怪异的。我们不能对抗所有的战争，但是，如果你的实践有它所涉及的一定领域，那么，围绕它的资金就有意义了。我不认为任何人应该使用与战争有关的资金来工作。

　　很多责任都是由艺术家而不是筹资体系来承担。现在，艺术家有更多的需求去寻找私人资金，但这会让艺术家们被迫进入公司战略的位置上。艺术家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指责的文化。说正确的事情会分散我们在真正需要关注问题上的注意力。

　　我不得不通过协商来确定一个人的身份，那就是成为一个酷儿（同性恋），一个非二元（跨性別人士）的，从一个工人阶级的背景，没有孩子，成为单身。所有这些在制度环境下都要困难得多，但对我来说，现在我的身份有更多种。对这些机构来说，对于不同类型的身份，他们有更多的官方认可。我所教的很多学生都是非二元（跨性別人士）的，这是必须考虑的。关于身份认同的争论现在更加微妙了。当然，这种身份会影响你从事及你想要的工作。

　　特丽莎·艾·格劳里（Touria El Glaoui，当代非洲艺术博览会馆长）：

　　这是关于你职业生涯中的一个安全问题：如何在商业市场中生存下来，并忠于自己。对于艺术家而言，成为活动家是有压力的，向社会传递信息，思考他们的工作将如何影响某些政治变革。因此，对他们来说，问题是：我的作品如何能传递某种社会、政治的信息？我将如何适应于未来？在非洲，市场仍在寻找它的立足点，所以未来有更大的空间，影响着艺术家对工作的思考方式。当我听到艺术家们讨论他们在非洲的实践或作为散居者的一部分时，他们谈论的很多内容就是，如何成为画廊或某个展览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