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一种从诞生之日起就被赋予了多种期许与愿景的艺术形式。在浪漫迷狂的魏晋，人物画不仅让一位位大雅君子和窈窕淑女永载史册，也让那个时代最为凄美的爱情与最为奇幻的传说流传至今；在任侠豪放的唐代，山水画传递了一个盛世王朝的雄浑气度；在婉约清丽的宋代，花鸟画跃上画坛首位，昭示精雅高贵的时代气质。此后，花鸟画寄情寓志的特性为文人画家所识，成为元、明、清文人骚客与高人逸士遣怀言志的首选画种。
绚烂至极
毋庸置疑，花鸟画在宋代达到了辉煌灿烂的高峰。当时，于五代分野的“黄家富贵”画风与“徐熙野逸”画风都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前者在造型优美、设色富丽雅致的基础上进一步讲求神韵、法度，最终于穷工极妍中觅得深邃意境与清幽格调；后者在恬淡雅正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展笔墨的自由度与画面传情达意的能力，画家寄寓于画面之外的精神在清雅简洁的笔墨间得到宣泄。当然，这两个迥异的绘画风格在宋代并非并驾齐驱，精工富丽的院体花鸟画由于皇室的重视与推崇得以更为繁荣兴盛。
宋代理学盛行不衰，朱熹倡导的“格物致知”论引导了整个时代的文化思潮。反映到绘画领域，最直接的表现是画家开始细致入微地观察生活，并将自己观察所得一丝不苟地表现到绘画中。据史料记载，靖康之难里被俘的徽宗在丢掉九五至尊之位前非常热衷于绘画，他悉心观察描摹，细心到可以分辨出不同季节里早晚的月季花蕊的细微差异。他还通过观察得知孔雀登高之时先迈出左腿。这种细致观察的习惯一直保留到被俘之后，当他身为虱虫所扰而向旧臣诉苦时，还不忘准确地描绘其“形如琵琶”。徽宗皇帝躬亲示范观察描摹之道，由他扩展兴盛起来的画院自然奉此法为圭臬。因而，宋代院体花鸟画能够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如果说宋代画家通过格物致知的理念解决了准确造型、精工细致的问题，那么宋代院体画在意境方面远超其他时代的原因则与有宋以来文人的精神追求有关。一般而言，盛世开放而乱世内敛，比如唐诗豪放开阔，而宋词婉约含蓄。宋代院体花鸟画放弃了宏大构图带来的气势磅礴，转而于静谧幽深中寻求画外之意。宋徽宗本人即是这种理念的实践者，在被确定为他亲笔的《柳鸦芦雁图》前半段中，画家仅绘半截树干、三两枝柳条与四五只柳鸦，虽着墨不多却令观者仿佛听到婉转鸟鸣，感到徐徐暖风。事实上，早在宋神宗时期，画院画家崔白的《双喜图》就向我们展示了宋代画家表达悠远意境的能力。在这幅画中，秋风、秋草、寒雀营造出满纸秋之萧瑟。宋代画院画家不仅身体力行追求画之意境，他们在选拔新人时也以意境新颖为上。例如在一次以“踏花归去马蹄香”为题的考核中，夺魁者未绘一花，仅画数只蝴蝶飞绕马后，足见宋代画院对意境的重视程度。
值得指出的是，南宋院体花鸟画受当时山水画的影响，出现了将用笔较为放逸的树石和用笔工致的花鸟结合的作品，在题材方面有所开拓。到南宋后期，迥异于院体花鸟的水墨淡逸风格开始流行，受这股思潮影响，画院内出现了善用“减笔”的梁楷，他的花鸟画多以寥寥数笔传达自身对生命的感喟。自北宋苏轼、米芾等文人开始倡导的写意花鸟画在这个时期滥觞。
疏花胜雪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政权，作为统治者的蒙古人与被统治的汉族人之间的民族冲突影响了整个元代文艺的发展方向。在元代统治者规定的“四等人制”中，蒙古人、色目人分居第一第二，汉人、南人地位低下。喜画无根之兰的郑思肖也曾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的说法。也就是说，在整个元代，汉人尤其是文人始终处于被压迫、受歧视的地位。而从文人的角度来说，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上的优越感也让他们保留了自身的贵族之气，不屑于效忠元人，转而将精力投入到被称为“小道”的散曲、杂居、绘画当中。大量文人参与绘画创作，注定了重意境、讲神韵的文人写意花鸟画在元代将获得发展并臻成熟。
“唐人尚巧，北宋尚法，南宋尚体，元人尚意”。明人对元代文人画家的概括可谓一语中的。不拘形似、平淡天真、得意忘形都是元代花鸟画的形式特点，这些作品的创作者们追求笔墨的语言形式，注重诗书画的融会贯通，他们于逸笔草草间表达的是自己的闲情逸致或者高洁品格。由于他们的存在，元代写意花鸟画的成就远超延续宋代院体画风的作品，成为时代的象征。这一时期的四君子画借物言志、清气拂人，在美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注： 本站发表文章未标明来源“成功书画家网”文章均来自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删除，联系邮箱：1047780947@qq.com
甘公网安备 620102020016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