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和社会生活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我们知道，原始人经历长时期的狩猎生活，逐渐熟练地使用石器工具，学会使用火，学会集体行猎。他们会预先设置圈套，然后把巨兽驱赶到陷阱里去。凡此种种都说明，人类和飞禽走兽的无意识的本能活动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谈到过，最拙劣的建筑师与最巧妙的蜜蜂相比，还是建筑师显得优越。因为人类是有意识地进行活动的。原始人在长期劳动实践中，认识到客观的存在，学会使用各种工具和采用符合实际情况需要的方式方法，产生有计划的思想活动，甚至人的感知觉（包括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等）也和整个客观世界协调起来。人们所以能够产生“欣赏音乐的耳朵，感到形式美的眼睛”，也是因为长期劳动实践和意识到客观存在的结果。老鹰的视力和兔子的听力都比人类不知高出多少倍，但并不可能产生欣赏美术的眼睛和欣赏音乐的耳朵。所以，尽管原始人对社会生活的意识还十分有限，然而它毕竟已经是进入了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了。所以说，艺术从来就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艺术与生活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这样说：它是来自生活，又是升华生活的产物。我们从中外的美术名作中，都看到这种关系。例如，唐代阎立本所绘的《步辇图》（“步辇”是宫中的一种交通工具），表现了唐太宗接见藏族吐蕃王朝的使者的真实情景。通过对唐太宗的和睦喜悦和使者严肃诚恳的神态的刻画，纪录了一千多年前汉藏两个民族团结友善的关系，那便是著名的文成公主和吐蕃王联姻的重要历史事件。宋代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是一幅罕见的风俗画长卷，它生动地描绘了北宋首都汴梁在清明时节的种种景象：宁静的城郊、繁华的街市、高大的城墙、络绎不绝的轿子、牛车和南来北往的驼队和船只。在如此复杂的画面中，竟有条不紊地安排了五百多个各色人物形象。其真实生动，场面浩大，使人觉得如临其境、如闻其声。这些作品都非常鲜明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活。

       有些作品虽然并没有直接地描绘社会生活，但是通过对大自然的刻画，抒发了作者的思想感情。像这样的作品，同样也来自生活。明代王履所绘的《华山图》，表现了在浩荡无垠的云海中，崇山峻岭连绵逶迤，重嶂叠翠若隐若现，山路奇险犹如天梯；写出了“自古华山一条道”的雄姿，抒发了画家对华山气势磅礴的感受，表达了对祖国山川的热情颂扬。这位画家说过：“吾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道出了画家借山水寄情遣兴、借景抒情的意图。清代八大山人朱耷的笔下，形象怪诞奇特，所画的鱼鸟大多白眼向人，表达出一种孤傲不群、冷漠仇视的态度，反映了他对清朝统治者郁愤不满之情。又如清代曾经当过县官的郑板桥，所画的墨竹，往往突出竹节。他在一幅作品上曾经这样题道：“不过数片叶，满纸混是节。”通过画竹颂扬坚贞不阿、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高风亮节”。这不就是“托物言志”吗？不论是“借景抒情”或者“托物言志”，都是通过自然现象来抒发和表达。这些都是人们生活中所关心的，关系密切的“人化了的自然”。

       那么，难道那些以宗教和神话为题材的作品也是客观生活的反映吗？

       马克思说过：“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就是希腊艺术的素材。”由于当时古希腊的生产水平不高，希腊人企图凭借神灵的力量帮助他们征服大自然，于是大量的希腊神像雕刻便应运而生。虽然也有一些如《掷铁饼者》、《持矛者》等反映彼时生活的作品出现，但是为数不少的是：众神之父宙斯、智慧女神雅典娜、狩猎女神阿耳忒弥斯、太阳神阿波罗、爱神维纳斯和美神阿英蒂德等等。但是，希腊人对天神的想象并未脱离地上人们的生活。所以这些神像只不过比生活中的人更健壮、更完美、更理想而已。其实，希腊人对天神的想象何尝能脱离地上人们的生活呢？我国的宗教艺术也有这样的例子。唐代的敦煌壁画有百余壁《西方净土变》，它描绘的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幸福情景：“观音、大势至二菩萨、天王、力士、罗汉和供养菩萨围绕着阿弥陀佛；佛前有伎乐歌舞、宝池莲花；上下环绕着遨翔的飞天和珍禽异鸟，真是气象万千。然而，这些等级森严、歌舞享乐的场面，无非是对封建等级社会及统治者的权威象征和享乐生活的反映而已。

       当然，艺术反映生活并不是机械地“纯客观”地反映，不是镜子式或照相式地反映，而是在作者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加工、处理、想象，最后通过塑造艺术形象来完成的。这种艺术的真实，实际上就是生活的升华。在阶级社会里，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自然会表现出作者一定的阶级意识，表现出一定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趣味。但是，艺术家的社会地位、生活境遇、思想状况和审美观点的改变，都可以引起他们的艺术创作的变化。所以在实际生活中，情况是矛盾复杂的、各式各样的。因此在创作上，可能真实深刻地反映生活，也可能是表面肤浅地反映；可能是曲折地反映，也可能是歪曲地反映等等。前面我们谈到的《步辇图》、《清明上河图》等，都属于实际地反映，而像《西方净土变》一类宣扬“灵魂不灭”、“因果报应”等消极思想的，则属于歪曲地反映。

       有趣的是，在这些宗教壁画中，我们透过佛教的外衣仍然可以多少窥见其中某些细节的真实性。例如敦煌莫高窟285洞的壁画中，描绘了五百“强盗”被官军施以剜眼酷刑的故事，宣扬了只有皈依佛门才能脱离无边苦海。但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南北朝阶级斗争的残酷和尖锐。269洞的微妙比丘尼的故事，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但是也反映了妇女由于贵族厚葬习俗而被活埋的悲惨情节。在封建社会的统治下，许多艺术品不可避免地要打上统治阶级思想上的烙印，但是来自下层，熟悉和同情苦难人民的画工，往往也会把自己的好恶与情感融化在作品的形象之中。

       艺术来源于生活，又是生活升华后的结晶。艺术所以能够升华生活，把生活的现象与本质统一在形象之中，除了熟悉生活、剖析生活之外，关键在于作者是否具有创造性的想象力。我们知道，人的思维特殊性在于与现实打交道的同时，还同知识系统打交道，所以能够迅速地发展智能，形成自己的思维逻辑系统、思维的格局，也有能力进行想象活动。再造性的想象，不过是根据口头或文字描述形成相应事物的形象的认识活动；而创造性的想象，则可以在已有的知识、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由此及彼，构出未经历过的事物的新形象。在世界美术史中，19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崛起，在优秀的作品中就体现了与时代解放运动相联系的人民的愿望和理想。如法国雕塑家吕德在巴黎凯旋门上所作的《马赛曲》，就是一座描绘1792年法国人民抵抗奥国侵略的永垂不朽的纪念碑：奋起抗击侵略者的人们像铁流一样地向前挺进，满脸虬须的壮年男子高举钢盔发出庄严的号召；一个在上空展翼向前急驰的妇女，右手执剑，左手召唤着蜂拥前来的战士们，她是象征着自由、正义和胜利之神。这一切都显示了法国人民为保卫祖国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吕德能够通过事物的感性形象去表现事物的本质，而且同时代和人民的精神结合起来，创造了比现实更鲜明的典型形象。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综合，不凭借创造性的想象力是难以产生的。爱因斯坦有句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他是从科学研究方面来强调的。那么，对于我们的艺术创造来说，通过创造想象活动来升华生活就是艺术的生命线了。当然，我们不能孤立地片面地来谈想象活动。如果没有大量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的积累，没有分析和综合的思维能力，没有和时代、人民共呼吸共命运的愿望，那么，也就不可能创作出具有历史意义、世界意义的优秀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