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赶驴图》 色设纸本 立轴 44.5×68.5cm。

 

 

 

黄胄《马》 水墨纸本 立轴 68×70cm。

 

　　黄胄先生有一对镇尺，分别刻着“必攻”和“不守”字样，“必攻不守”就是黄胄治学的座右铭。黄胄先生说：“学画也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守是守不住的，一定要攻。”所以，无论是幼时家境贫困时，文革被批斗为“驴贩子”时，亦或者先生患病后，怎样的困境下黄胄都没有放下画笔，以艺术为生命的拳拳之心与“必攻不守”的坚定信念，因此，黄胄的艺术淋漓畅快、英姿勃发，永远呈现出一种昂然向上的阳刚之美，终成为一代绘画大师。

　　黄胄先生擅长人物画与动物画，尤以画西北少数民族人物和驴为世人津津乐道，其所画人物、畜牲，造型准确生动，笔墨豪放自由，具有浓烈的民族性。黄胄在艺术道路上遵循“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王国维曾说，“大家之作，言情必泌人心脾，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揉骄造作，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以此标准来读黄胄的画，异曲同工。他的艺术道路是用传统中国画反映现实生活，以创新为核心，根据创新的需要补充传统，不仅扩宽了绘画题材，还丰富了表现技巧。

　　黄胄的艺术，脱颖于40年代，成熟于50年代至60年代，至70年代中叶以后更趋完善。黄胄的艺术风格，早时形象鲜活，其作品较单纯，与传统较贴近，笔墨淋漓，形神兼备，笔墨意味颇高；中期，用墨用色浓烈，形象逼真，追求宏厚和气魄；后期更加将速写强化到画幅中，欢快的笔墨为树立自己的艺术特色而书写着。

　　1983年创作的《赶驴图》，正是黄胄成熟期的佳作。画作以塔吉克族少女放牧为题材。少女面带微笑，手执小竹竿，迈着矫健的步伐，身体微微向前倾，裙角略向后方飘动。两头小驴憨厚的负重埋头前行，一只猎狗忠诚的低头探路前行。左上角和右下角的树，以对角构图，遥相呼应，使画面具有很强的空间感。少女的造型以速写为基础，线条流畅、笔力劲爽，少女的头饰用笔果断明确，衣服则用繁复的线条来表现，线条不同表现力的对比形成特别的韵味，显得丰富和谐。两头小驴，一头用线条勾勒出，一头用墨块渲染出。猎狗则以赭石和淡墨块写出，造型准确，线条潇洒飘逸。少女衣饰上鲜明单纯的色块与毛驴、猎狗身上浓淡墨色对比强烈。作品笔法奔放、自然灵动，墨色醇厚、变化丰富，形象准确，生活气息浓郁，画面显出勃勃生机。简练的笔意和流畅的线条体现出黄胄先生扎实的绘画功底，画作亦富含先生热爱生活，歌颂劳动的感情。在个人画风成熟期，黄胄这种富于创造性的中国画，一方面摆脱了束缚创造的传统惰性，另一方面又努力发扬着不失生机的传统精华。很好的贯彻着他个人“必攻不守”的治学理念。此画上款人“锡良”为张锡良，曾任无锡太湖饭店总经理。此次荣宝斋(上海)拍卖春季拍卖会中，还有一幅黄胄的《马》亦是黄胄为张锡良先生精心所作。两幅张锡良先生上款的佳作，也彰显出两位的深厚交谊。

　　《马》创作于1984年，用墨线勾出结构与轮廓，再施以浓墨、淡墨，使之骨肉丰满；大面积刷扫的方式写出马的身体结构，用略带飞白的笔扫出纷乱的鬃毛，突显出马奔跑中的神采飞扬，显得活力四射。画面气脉贯通，富有节奏感与动人的韵律，既充分发挥了中国传统写意画的简洁与凝练，又结合西画的块面与光影，把马的形体表现得十分强健而丰腴，纵横驰骋，气势磅礴，观之使人备感精神振奋，堪为黄胄创作盛期的一件佳作。

　　中国绘画一向有师法造化的传统，长期以来，与生活这一创作源泉产生了堵塞现象。如何通过师法造化，解决以传统笔墨手段表现现实生活的问题，成为近代中国画的一个难题。然而黄胄的创作以丰富的生活为依托，证明了中国画只要来源于生活，表现生活，完全可以用传统笔墨反映现实生活。黄胄的作品，没有旧文人的迂腐气，没有愤世嫉俗的哀叹，而是扬起高歌颂唱抒怀，在创作实践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绘画语言，创立了自己的造型模式。他的作品，总会流露出对生活如火一般的热情，造型简练准确，用笔肯定，坚挺有力，极富生活气息，形成其个性鲜明的艺术特色。这两幅即将亮相荣宝斋(上海)春拍的作品，极具黄胄个人风格且来源可靠传承有序，相信会受到藏家的喜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