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木作制度图样 《营造法式》卷三十二

　　《营造法式》 宋 李诫编 商务印书馆

　　1954年12月版

　　邵晓峰

　　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先生曾对宋代的一位文人及其著作钦佩不已，不但几乎用其半生的研究为其注解，而且给儿子起的名字也与此人有关。这位文人就是北宋《营造法式》的作者李诫。

　　1925年，梁思成首次见到《营造法式》，那是他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其父梁启超寄给他的。近40年后，梁思成回忆说：“当时在一阵惊喜之后，随着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因为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于是梁思成下定决心攻读此书，他从1928年回国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到1972年病逝北京，一直从事建筑教育、古建筑研究，其中直接从事研究《营造法式》长达19年之久，占去其半生的学术生涯。梁思成甚至还给自己的儿子起名为梁从诫，以世代崇拜这位前辈，梁思成对于李诫的粉丝情结由此可见一斑。

　　《营造法式》诞生的背景是北宋立国已经百年，国家大兴土木，宫殿、衙署、庙宇、园囿的建造规模盛大，而负责工程的大小官吏贪污不断且屡禁不止，致使国库不堪重负。因而亟待制定建筑的设计标准、规范和有关材料、施工的定额标准。

　　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将作监第一次奉敕编修成《营造法式》，但是该书缺乏用材制度，工料过宽，不能防止工程中的各种弊端，杜绝贪污腐败，所以宋哲宗绍圣四年（1097年）诏李诫重修。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营造法式》刊行全国。其现实意义是实行严格的工料限定，该书制定的这些工料限定堪称王安石执政期间制定的有关财政、经济条例的延续，以杜绝腐败，因此书中以大量篇幅叙述工限和料例。

　　李诫本人在编写《营造法式》之前，积累了10余年负责建筑工程的经验，并在将作监工作了8年，还以将作监丞的身份负责五王府等重大工程。他广泛参阅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收集工匠讲述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物构件的形制、加工方法，为编写此书创造了良好的主客观条件。

　　更重要的是，李诫并非一般的文人与官员。他擅长绘画，据北宋程俱《北山小集》卷三十三记载，李诫“善画，得古人笔法”。“上闻之，遣中贵人谕旨，公以《五马图》进，睿鉴称善”。他的“图样界画，工细致密，非良工不易措手”。他还善于画马，并著有《马经》三卷。这些绘事上的才能对他接受《营造法式》这一重任，总体负责其中各类建筑图样的绘制，起到了重要作用。李诫十分博学，他研究地学，著有《续山海经》十卷；他研究历史，著有《续同姓名录》二卷；研究文字，著有《古篆说文》十卷。正是由于具备这样博中有专的基础，李诫出色地完成了《营造法式》这一旷世之作的编撰工作。

　　先秦时期，我国的工程制图中采用的是细实线、粗实线两种线型并用，到了宋代时期，工程制图主要使用细实线。以《营造法式》为例，其特点为在同一张图样中，图线的宽度基本相同。而当粗实线和细实线并用时，线型各自一致，重点突出。这种图绘传统一直延续到晚清，并影响到今天。

　　《营造法式》中的图形一般绘制在每页下方，图样名称位于右上方。图上的字体美观，多用欧阳询体。宋版图书所用的字体是后世各种印刷字体的源泉，我国现行工程制图采用的字体就是以仿宋字作为标准，而仿宋字就是根据宋代刻本上的字体加工而成，由此可见宋代木刻印刷传播的源远流长。

　　作为一部北宋官方推出的建筑技术与施工标准规范用书，《营造法式》中所强调的标准化、模数化思想在当时的建筑中产生了重要作用，也对其他实用艺术产生巨大影响。这标志着中国古代建筑技术与思想的集大成，它以木建筑结构为本位的标准化、模数化的工程图学观，显示出宋朝领先于当时世界的建筑图像学成就，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建筑影响深远。《营造法式》还对后来的具有图谱的建筑著作启发很大，如清代乾隆十二年（1734年）颁布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即参考了其中的格式与做法。

　　《营造法式》与600多年后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相比，从图样表现、估算工料、结构设计等各方面来衡量，前者依然比后者高明，不但图像丰富，估算准确，体例灵活，而且内容丰富，阐述精确，堪称中国古代最为优秀的建筑著作。

　　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1900-1995）对《营造法式》中的图样大为惊叹，在其1971年出版的《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第4卷中曾对《营造法式》进行了高度的评价：“为什么1103年的《营造法式》是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呢？书中所出现的完善的构造图样颇见重要，实在已经和我们今日所称的‘施工图’相去不远。李诫绘图室的工作人员所作出的框架组合部分的形状表示得十分清楚，我们几乎可以说这就是今日所要求的施工图——也许是任何文化中第一次出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工程师常常对古代和中世纪时候的技术图样为什么这样糟糕而觉得不解，而阿拉伯机械图样的含糊不清就是众所周知的事。中世纪的大教堂的建筑者是没有较好的制图员的。15世纪的德国，即使是达·芬奇本人，只不过是提供较为清楚的草图；虽然有时候也是十分出色的，西方是无法可与《营造法式》相较量的。我们必须面对欧基里德几何学的事实（欧洲有而中国无），视觉的形象在文艺复兴时代已发展成为光学上的透视图，作为现代实验科学兴起的基础，至少在建筑构造上却竟无能力使欧洲产生超过中国的，在图面上良好的施工图。”

　　（作者系中国美术馆研究与策划部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