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讨近代金石学研究进程中，必须提及“甲骨四堂”：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郭沫若(鼎堂)及其研究著作。1928年，惨遭通缉的郭沫若决定东渡日本。直到1937年，在日本的十年，是郭沫若35岁至45岁学术精力最为充沛的时期。无奈的避难，却为他的金石学研究营建了一个学术平台。将于12月底在杭州亮相西泠秋拍的《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收录他于1931年6月至1937年6月这一黄金学术期间的二百二十余封珍贵书信，恰好为我们廓清当时郭沫若治学的模样。

　　出走日本前，他一直被定义为文学家、诗人，其作品《女神》大有开拓新诗风之势。可在日本的经历却不遗余力地挖掘了其考古方面的潜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等完成之后，身处日本的郭沫若开始怀疑《诗经》这些自己立论的根基。这份质疑最终鼓舞他对考古第一手材料的搜寻。

　　上野图书馆作为他的首选却最终使他失望而归。他转而求助于一家东京专销汉籍的书店，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深谙中国古籍版本，是一个我们每每谈及中日学术交流时无法回避的人物。

　　所以对文求堂这一知名书店而言，购进品质一流的中国研究书籍资料绝非难事。郭沫若也了解这一情况，如《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1934年六月九日那封信件展现的：郭氏在编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时亟需《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罗福颐著)、《双剑誃吉金文选》(于省吾攥集)，请求先生代为购买。郭氏在选择材料时并不局限中国，还有比如日本人耕田滨作的《泉屋别集》，加拿大William Charles Whiter的《洛阳故都古墓考》等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还深知田中及其儿子田中震二、田中乾郎对中国研究的修养，所以多有学术讨教。如郭沫若不详知“河内”指代位置，致信托田中庆太郎先生代为考证。这样的请求在《书简》中时有发现。

　　文求堂的座上客不乏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古物收藏家中村不折，篆刻家河井荃庐，时任日本大使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等学界知名人士。这不仅替他招徕了生意，更促成了书店成为当时难能可贵的学术交流平台。 可以想见，文求堂在日本学界的活跃程度。

　　通过《书简》我们也可以看见，经常出没文求堂的郭沫若在此或通过田中庆太郎与日本汉学界、考古学界的这层关系认识了不少人物。如著书时向中村不折索要器物、铭文拓片，为出版傅抱石《摹印学》引荐河井荃庐等，这都离不开田中庆太郎的鼎力相助。1932年信件显示郭沫若欲前往京都寻找资料，邀田中庆太郎陪同，最终由其子代劳。此行郭沫若结识了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等一批知名学者，并参观了他们的考古教学场所。日后与他们的往来无不为郭沫若的著书立说提供学术启发。可以说，田中庆太郎为郭沫若的金石研究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书简》中还呈现出郭莫若以文会友的一面。在异乡的他坚持使用中国制造的精致梅笺，首先意味着书写者对收件人的重视，其次也可以探得郭沫若作为文人学者的雅趣。他喜欢寄赠“小庭寂寂无人至，款款蜻蜓作对飞”这样多有孤寂之感的诗句，而赋诗共赏正是一种寻求他人精神慰藉的途径。

　　《书简》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书法作品的稀缺材料。对早期考古文书的研究，也反过来对他个人的书法创作产生了影响。如《书简》中1933年五月三十日那封，结体厚实饱满，方圆并举，俨然一副早期楷书所具有的自然灵动与质朴纯真的气息。我们还可以从《书简》中探出郭沫若早年的书法师承。如1933年正月十三日致田中庆太郎夫妇的这封书信，笔意接近东坡神韵，整体章法顿挫分明。只是郭沫若在书写时更为恣意，体势更为倾斜。《书简》的那份不加雕琢，更便于我们寻访到郭沫若最深藏的书写意识。郭沫若写于1937年一月十日的这封书信，就将其内心对二王行草书法的体悟完美地表现出来。所以在日本的这些年给了他安坐在“书斋”中充分消化吸收前人精髓的时间与机会，并深深地影响其之后的创作。

　　回国后，郭沫若不断地调试自己的书法风格，直到六十年代，“郭体”才日趋定型。 如1962年十二月郭沫若书写的《草书•五言诗》便能体现一二，其结构疏密得当、虚实有度。 时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的魏文伯创作此诗，并于两位齐聚福州之时邀请郭沫若书写。另一幅七言诗是郭沫若于一年之后拜访南京之时，作与书并最终赠予李宇超的作品。李先生曾任山东省副省长、中共华东局秘书长兼机关党委书记等职位。此卷中点画与笔墨律动的恣意，无不体现其对早年所研究书风的一种融会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