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荐的书法引起关注，一方面来自他艺术上某种沉静和扎实的努力，衍生出一种不为潮流所动的凝重而拙朴的艺术特质，在《放斋放言——王荐艺术散打集》、《放斋诗稿》、《王荐书法作品集》、《王荐书法自选集》这几本书中得到比较成功的体现；另一方面，为几本著作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体现，不仅将牵涉到对王荐书法艺术上的总体评价，而且这将关系到当代书法家在价值迷失的时代对自己精神上的重新定位，以及书法家艺术上的个体化追求与这种定位的内在联系，其间的关节点可能在于，书法家如何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无疑，王荐的书法艺术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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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谈论王荐的书法艺术，几乎都要涉及文学与他的关系。他自作诗词的造诣，在当下书法家中堪称翘楚。我断言，王荐的文学修养以及他所建构的书法理想，书法价值确实是我们今天书法界所缺失的。这是对王荐书法艺术价值、评价公正与否的诉求。“追求人生的高品位，追求精神的高境界，追求艺术的高格调”，这是王荐艺术修养的诉求。其实，这既体现了王荐对书法家人格的守护，也体现了现代文化人对道义的承担。可以说《放斋诗稿》为内核的文化人角色定位是王荐的一种价值苏醒，也是久被轻视文化修养所遮蔽的书界重新浮出文化地表的标志。

       王荐对诗词的重视，不仅申明了他对书法的态度，也申明了他的人生定位。这种态度和人生定位的形成当萌动于社会转型而引发的角色性思索。他在《述怀》一诗中写道：“平生雅好在诗书，双管勤挥任抹涂。短札长笺悬四壁，人褒人贬又何如？”，又如“世事无常便是常，何须纷扰问苍茫。云舒云卷花开落，一瓣心香待客尝。”王荐所以转向“文化人”，又有其内在理路，因为他早在学写书法的时候，他有幸接触书画鉴赏大师杨仁恺先生、聂成文先生等居于辽沈地区而在全国享誉盛名的大家，王荐自然近水楼台地得风气之先，但其个人气质，兴趣又恰与“文化人”志向相吻，自然毋庸置疑。于是在思索之后，他以向往文化人本身并借阅读陆放翁，实现了灵魂的蜕变，也就顺理成章了。在《读〈陆游自书诗卷〉》中写道：“我与放翁有夙缘，治平修齐游艺间。若非相去一千载，乐为先生把墨研。”显然，王荐在此向我们表白了陆放翁于书法家心灵的意义——陆放翁帮助他获得了澄清心境，更帮助他完成了书法艺术提升的自我拯救。清人在诗论中以诗来论书法首先体现在对应比喻上，如乔亿在《剑溪说诗》中指出：“字画篆隶真草，诗亦有之。古乐府，大小篆也；汉、魏、晋，隶书也；六朝暨唐初，真书也；鲍明远，亦隶亦草；李太白，颠张、醉素草书也；杜子美，鲁公真草也，然则陈思其钟、王乎？阮籍其张伯英乎？”乔亿从诗歌与书法的同步发展中，找出了它们的对应关系。并将同一时代特征，或同一内蕴及风格，或类似的文化历史地位，进行对应比较，虽有些牵强附会，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将古乐府对应大、小篆，显得古穆典雅；将汉、魏晋诗对应隶书，显得浑厚古朴；将六朝初唐诗对应真书，显得端庄而流丽，而唐诗和真隶在各自领域都呈巅峰状态；将鲍照的诗对应亦隶亦草之书，显得丽中含遒，气魄纵横；将李白的诗歌对应张旭、怀素的草书，显得浪漫豪放。而李白的飘逸与张旭、怀素的颠狂都是唐代浪漫主义杰作；杜甫的诗与颜真卿的书，都沉稳激越，饱含着忠君忧国，浩然荡气的沉雄气概；将曹植的诗歌对应钟繇、王羲之书法体现出建安风骨的稚求新；将阮籍的诗对应张芝的今草，凸现瀟洒出众的成就。

       

 

         乔亿的诗书对应说，让人们体会到了以诗歌喻书法的奥妙。中国书画自古就是书画者内心世界的一种外在物化，一直有着“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画品如人品”等说法，因此一位书画家的文学修养、个人气质就会自然流露在其作品中。古人云“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生动不得不至”，正是对书画家个人心性修养与作品品味高下的真心言表。也正因如此，古人若要作书画，定要特别强调自身的涵养。这种涵养便是书画家通过对中国古典诗词、经典书文的研习而得的。所以，对于一个真正学习中国传统书法者而言，学习中国传统书法，学习的不仅是书法技法，更是中国古典文化，在学习书法技法时也未曾忘记用中国古典诗词歌赋来陶冶自己的“心性”，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因此，作为一位真正的对中国古典诗文化有着很高造诣，故当其吟诗时心中必有书画，作书画时画中必有诗（词），诗融画，画含诗，“诗情画意”画中生。王荐的书法达到了这一点。他通过对汉字结构的夸张处理，在疏密对比中将汉字结构抒情化，通过运笔速度的疾缓控制，展现在线条上的流与涩、粗与细、润与枯的变化从而产生视觉上的形式感，使线条成了纯粹的情绪抒发的产物，大大拓展了汉字的表现力。能代表王荐书法作品首推他临的颜真卿《三稿》。颜真卿当被称为“书坛亚圣”。王荐非常钦佩颜真卿的人格魅力，其实他更喜欢颜真卿的书法，王荐曾经拟一联写颜真卿——“鲁公忠义人中冠冕；三稿声名书里至尊”。王荐在“三稿”中是下了一番苦功的，可以说自习书以来未间断临习。在“二祭稿”中学到了起笔的方棱，还有行草的气韵，圆浑厚朴，挺健直率，用笔上极力推崇中锋，又兼用王羲之、王献之笔法。颜真卿的书法有庄严正大气象，《争座位稿》比较严整内敛，《祭侄文稿》比较放纵开张，《祭伯父文稿》介于二者之间。学颜真卿的书法由楷而行，由行渐草，一脉相承，自成体系。王荐在实临《三稿》过程中注意形质的把握，注意神采的表达，他又掺入“二王”的神韵，既强调每个帖自身的特点，又注意三个帖子之间的统一协调。王荐在临习的过程中加入了自己对原帖的理解，比如字的大小参差，收放开合，欹侧俯仰，墨的浓淡干湿都有所表现。同时，王荐为了节省篇幅，将字放大，并将《三稿》融为一体。王荐用略带黄色的机制毛边纸临了《争座位稿》，用白色生宣临了《祭侄文稿》，用黄色较粗糙的元书纸临了《祭伯父文稿》。所以，王荐实临的颜真卿《三稿》，凝重、粗犷、彪悍，质朴、虚灵、生动、飞扬、洒脱巧妙地结合起来。T·S艾略特（Eliot TS）曾经指出；“以艺术形式表现感情，唯一方式是为之发现一套客观关系。”所谓一套“客观关系”是指相当于这种感情之结构的一组物体，一种情势，一连串事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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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法家既以书法作为生存方式，那么，他对书法发展应负有某种责任。中国书法写的好不好，既取决于外在环境，但重要的是做好学者型书法家，也就是说书法家应具备自作诗能力等等，书法家素质可以说是衡量书法能否真正繁荣、上品位、上境界的人格指标。这样看来，书法家写书法在享受生命情趣之余，还应该有一份文化责任。假如一个号称是中国著名书法家，拿不出一首像样的自作诗词来，可以想见这样书家的字究竟能有多少文化底蕴？

       他还能注重书法理论研究，撰写大量的书法理论文章和评论文章，为书书画界朋友和名家写评作序，文章经常发表于《书法报》、《书法导报》、《青少年书法报》等专业报刊，如他自己所说，“学书要学会两条腿走路，一边搞创作，一边搞理论，两条腿走路会走得稳些、快些，避免做写字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放斋放言——王荐艺术散打集》便是他部分书法理论文章和对其他艺术门类的研究探索的文集。他关于学书“四力”的论述，在当代书法界有较大影响，他撰文说，“写好书法一定要解决好“四力”问题：一是眼力，二是腕力，三是学力，四是定力。眼力要靠多看，过审美关。就是说学写书法的人，要注意观察自然界的变化，从自然中取法，还要多向古人学习，看法帖，看真迹，看碑刻、摩崖等，与古为徒的同时，还要多看名家、好手现场临帖、创作，通过多看解决眼力，提高审美能力，知道真伪、雅俗、美丑。腕力要靠多写，过技法关。要用聪明人下本功夫的精神，临摹、创作，提高手驾驭笔、墨、纸的能力，努力让手为心用，笔听手使，让笔成为手的一部分，心手双畅，技法娴熟，无挂无碍。学力要靠多研，过学识关。主要是读书、求学、寻师访友，多读文史哲知识，多读报刊杂志，增加文化含量；求学就是多参加培训；寻师访友就是请益交流。学问深时，气质变化，自身才会有才气，书法才会有文气。定力要靠多炼，过修养关。主要是恒定的劲头和势头，磨炼心态、心性和品德情操，经得住生活的考验，经得住利欲的诱惑，经得住成败的考验，提高自身修养，做一个修为高尚的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做到德艺双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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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除了书法创作、理论研究和诗词修为之外已涉及对“文化修养”的另种表述，这就是“文化人生”。这就是说，书法家敬业与其说是某种专业或职业道德，不如说是价值层面上的角色自期、自尊与自律。作为书法家的王荐，能够在书法艺术本身不断探究，力图在实现书法艺术当代性上取得新成果，同时，他作为一个地区的书法组织者、书法学科带头人，在带动铁岭地区，甚至在辽宁书法事业的发展上一直参与其中，不懈努力，默默奉献，组织开展活动，指导书法作者，研讨书法发展走势等等，正如他在《放斋放言》中所说，“作为书法人要有社会责任感，对人对集体对社会要尽职尽责，要有文化传承意识，要有奉献精神，“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不但要自己有所成就，还要带动身边的人，影响一个区域。”充分体现了一个文化人的艺术修为和文化担当，实践了这种价值观。在这几条交错行进的轨迹中，人们不仅领略了王荐走出自己的书法家之路，而且看到了他的“文化修养”所带来的书法视野的拓展及其高屋建瓴的站位和他自身社会价值的体现。总之，王荐的书法实践使我们看到了他作为一个人文书法家在辽海文化语境中作此角色定位时蕴含着文化价值的自觉。

 

 

                                                 （程义伟  系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化艺术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