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生活，为人民创作无愧于时代的精品

□ 本报评论员  方朔

　　近些年，刘文西及其黄土画派在西部画坛的声名鹊起，是一个令人值得关注和深思的艺术现象。如果对他们的艺术行为稍加探究，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由刘文西领军的艺术精英，之所以能够获取成功并赢得社会普遍赞誉，既是他们对一个文化信条长期坚守的结果，同时也是他们秉持正确的艺术理念之使然——这便是坚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坚持为人民创作、为时代放歌。
一
　　七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同时强调，“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 翻开新中国美术史我们就会发现，毛泽东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曾经是引导、支配和建构20世纪中国美术的重要文本。这个时期的美术家以《讲话》所确立的文艺思想为指导，经过对外来艺术元素的吸收、对民族化的探索、对大众化的重视，创造性地建构了毛泽东时代的视觉文化和新中国的独特形象，形成了别具风貌的艺术形态与样式。
　　1950年，年仅17岁的刘文西考入行知艺术学校学习美术。听了老师讲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即已确立了艺术来源于生活的信条和为人民创作的理念。在踏上艺术之路以后的50多年以来，他一以贯之地践行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深入黄土地体验生活、感受生活，以理想现实主义的手法塑造了革命领袖和陕北人民的艺术形象，创作了以《毛主席和牧羊人》《东方》《解放区的天》等为代表的近百幅优秀作品，同时以其主题思想的深刻性、人物塑造的生动性和笔墨技巧的开拓性确立了自己在中国美术史上的地位。而后受其影响，一大批实力雄厚的艺术名家，如刘大为、杨晓阳、王胜利、戴希斌、郭北平、郭线庐、王子武、王有政、郭全忠、崔振宽、赵振川、罗平安等等，也都一一认同、接受了刘文西的艺术理念和价值取向。他们根植于黄土地，以黄土地、黄土人为主创，用手中的画笔，表现黄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和中华民族精神，作品呈现出一种粗犷博达而又温雅缜密的艺术风格，最终以一个重要艺术流派——“黄土画派”的姿势异军突起，令世人惊叹不已。
二
　　黄土画派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莫过于自2004年4月“黄土画派研究会”成立以来，刘文西每年都要带领一帮著名画家赴陕北创作基地采风写生，赶上春节，还与陕北人民一起过大年。他们行走在黄土地的山山峁峁、沟沟坎坎，追寻革命前辈的足迹，体验革命老区的风土人情，珍惜群众平凡生活赐予的生命感动和创作激情，用手中的画笔讴歌中国共产党的丰功伟绩，再现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风貌，美术创作成就斐然，为中国当代美术树起了一道独具特色的亮丽风景。刘文西的巨幅系列长卷《黄土人》，刘大为的《小米加步枪》，杨晓阳的《黄河艄公》《愚公移山》《晌午》，崔振宽的《高源情深》《渭北》《紫阳》，王有政的《悄悄话》《捏扁食》，陈光健《西去列车》《绿色边疆》，戴希斌的《通向高原》《新绿》，马云的《纺线工》《农乐图》，贺荣敏的《游击队员之歌》《雪塬》《家园回望》，刘永杰的《厚厚的土地》，赵振川的《九月雪山》《戈壁春居》及罗平安的《陕北风情》系列等等，都很优秀并让人感动。这些作品共同释放出一种交相辉映的黄土精神和艺术张力，同时也回响着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使这些美术家享誉中国画坛。
　　黄土画派就是这样在中国艺术文化发展格局中，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崭新的生命支点，找到了一个主流艺术流派应当具有的文化主体位置。可以说，也正是由于黄土画派的画家们对黄土地有着深刻的热爱与理解，拥有了黄土地这一艺术生态丰富性及多样性的文化土壤，才使得他们自己的艺术创作具有比其它地域的艺术家们更多的成功机遇和历史可能性，才使得他们每一个人能够形成自己的绘画语言，准确复述和再现出黄土人所处的历史与现实生存境遇。并且使他们藉此得以触及到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艺术文化生命绵延不绝的根源，得以探究我们中华民族艺术现代化历程异常艰难的文化成因。
　　实践也反复证明：一旦脱离社会生活，就会导致艺术的空洞，使艺术变成毫无意义的笔墨游戏或虚无主义的东西。今天，艺术源于生活已成为一个永恒的美学命题。更何况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一切新的艺术题材、新的形式、新的艺术语言和风格都应是对日新月异的生活中真善美的发现与挖掘，这就更需要艺术家以满腔热情自觉地投入到火热生活之中。
三
　　为人民创作无愧于时代的精品，无疑是一种文化的自觉。有人认为刘文西是一生“吃”定了红色主题和陕北风情。这倒不如说刘文西及其黄土画派的成功，是因为他们对陕北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而且他们也最能够理解陕北人民的感情。
　　一位陕北女子被刘文西一画就是30多年；不时出现在他作品中的陕北老汉形象，又如同黄土地精神图腾，叫人感动和刻骨铭心；目前还在续写的巨幅系列长卷《黄土人》，更是倾注了他对陕北人民的无限眷恋。他的《毛主席和牧羊人》画面中的老农，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激动，在主席面前无拘无束、侃侃而谈，主席则面带微笑、神情专注地倾听着老农的絮语，就连指间的烟灰都忘了弹；他那幅挂在人民大会堂里的巨幅画图《东方》中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4位伟人形神俱备、音容犹在；描写邓小平的《与人民同在》《春天》等作品，把世纪伟人的领袖风范和人格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他的这些名作，又无不表现出艺术家对人民群众领袖情结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再如刘大为的《小米加步枪》，杨晓阳的《黄河艄公》，王胜利的《黄河谣》，武永年的《赶集去》，郭平北的《纳鞋底》等等，不仅散发出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表现手法与技巧的纯熟可谓雅俗共赏，也非常受人民群众喜爱和称道。
　　人民群众是艺术的主体，也是艺术作品的最终评判者。一个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不能不考虑他作品的反映对象和诉求对象首先应是人民大众。坚持为人民创作，是历史的成功经验，也是时代的呼唤。因此，我们一是要牢记崇高责任，努力唱响时代主旋律。从波澜壮阔的人民生活与社会实践中汲取创作灵感，汲取新鲜养料，把个人的情感、艺术追求融入人民所需中，创作出更多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精品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