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水墨画的一片绿林中，上官超英是一位性情侠爽、武功精进的山东好汉，一位苦练“超大写意”神功的英雄。此语不免戏言，但比附之意是诚笃切实的。一个画家的人品和画品，可以多方面条分缕析地展开论述，但对人、画总体进行扼要鲜明的直觉判断，往往第一印象是本质的。我第一次见到上官超英的画，是在1997年他寄赠给我的《上官超英画集》上；我第一次见到上官超英本人，是在中国文联络联部部长于健邀集我们三人品酒的一次雅聚上。人与画的第一次见面，给了我一个强烈而统一的印象，正是本文开头第一句话所表达的印象。他的“超英”名字，更给我的印象加浓了英雄色彩。之后我们猴兄猴弟（他是比我小一轮的猴）志趣相投地来来往往，不但没有冲淡，反而加深了这个印象。这恐怕就是马克思研究商品属性时那个得出“具有丰富规定性的具体”的认识规律的普遍性的一个显现。当然，我和马克思的区别，只是我没有刻意敬诚地去研究认知对象，而仅仅是在与上官超英交往中一种自然而然的感觉积累而已。
上官超英是一个敬业勤劳的画家。
写到“画家”二字，眼前浮现出一幅西方世界的文化景象；大批画家不再画画了，他们狂欢着宣布“绘画已经死亡”，兴致勃勃地玩儿起据说是当今最先进的“后现代艺术”来。他们既然不再画画，当然也就不属于“画家”的范畴。想不想当画家，这完全是个人自由，但自己不想当画家或自己当不成画家的时候，还要贬低画家，说画家过时了，恨不得全世界的画家都放下画笔，全都跟在他们屁股后面去玩儿装置和行为。这样前卫，恐怕未免过于霸权主义了吧。
中国的画家，大部分还是坚定的绘画主义者，只有少数视绘画为畏途的意志薄弱者，才会弃画去玩儿“后现代”。中国当今仍是一个绘画艺术蓬勃发展的大国。我想，中国社会以后不论怎么现代，再后现代，再后后现代，广大的中国人民恐怕也永远不会抛弃他们所珍爱的绘画艺术。
正是在这样严峻的国际文化背景下，我一想起如此执著于绘画的山上官超英，心里就不禁漾起一片温暖和敬意的涟漪。
上官超英自幼热爱绘画，青年时代受过系统的美术教育，有素描、水彩、油画和中国画等多方面的绘画训练和广博的艺术修养，这对他后来专攻超大写意花鸟画，铺垫了良好的基础。
在当代中国写意花鸟画领域，上官超英可以说是一位在排行榜前列署名的实力派画家。他在“超大写意”上的痴迷和开拓，更是令世人瞩目。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菏泽这片牡丹之乡出现上官超英，也是生态之必然。他的所谓“超大写意”，我以为不仅仅幅面巨大，且结构复杂、物象丰富、笔墨酣畅、色彩奇瑰、气势磅礴、意境深远，有大史诗、大交响乐之恢宏气度。大幅面的花鸟画过去并不鲜见，画得好的大手笔也不少有，但大多类似小画放大或小画扩延，有些集体合作的大花鸟画，则类似百花百草的大联欢，都不具备大画应该具有的整体结构处理和多声部复调有机统一的内涵。上官超英的“超大写意”，可以说是已经步入“实大”的领域，他已经在搞大交响乐作曲家所搞的事。“实大”和“虚大”是不一样的。让一百架钢琴来演奏同一支钢琴小品，虽然规模大、声响大，但它仍是一支小品，这要和一部交响曲的结构性内涵相比，是完全不等的。有人把上官超英的“超大写意”概念理解为“特写放大”，这恐怕有点南辕北辙。
画的幅面大小，并不能完全决定画的内涵的大小。有的小幅面的画，结构性内涵丰富多变，浓缩紧密；有的大幅面的画，大而无当，结构性内涵空洞苍白、淡薄乏味。当然，画的结构性内涵大小，往往要选择相应的幅面，结构性内涵大的画，一般要选择大一些的幅面，才好来充分地施展拳脚。画大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对画家的能力所提出的挑战是异常严峻的，不是一般人所能为之的。画大画不易，画“超大”之画自然更难。“大”和“超大”之间，到底有什么明确的区别，恐怕很难说清。但是上官超英所追求的“超大写意”概念，还是明确的。他的所谓“超大写意”，是针对“大写意”而言的，他是要在“大写意花鸟画”的基础之上，追求比之结构性内涵更大的“超大写意花鸟画”，这在逻辑上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上官超英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实干派青年画家，他目前的“超大写意花鸟画”，已初见风貌，和“大写意花鸟画”已拉开明显的距离。在他那些代表作上已能看到，既有大的复调结构的经营和磅礴气势的弥漫，又有精湛的具体处理和氛围的笔墨情趣，可谓是一派洋洋大观的水墨世界。他已在“超大写意花鸟画”的自我挑战上，取得了丰颀的阶段性成果。目前的上官超英，应该扩大战果，继续向更老到的运筹帷幄和更高深的美学境界挺进。
我以为，“超大写意”水墨画的革命性开拓，应该是世纪中国水墨画总体发展的前卫与先锋。不仅仅是花鸟画，而且也包括山水画和人物画，都应该进行“超大写意”的开拓。“超大写意花鸟画”、“超大写意山水画”和“超大写意人物画”，应该齐头并进，在高难上攻坚，把整个中国水墨画带动起来，在对世纪中国美术舞台上去展现辉煌。
上官超英对我讲，他怀念一种遗失久远的汉风唐韵，憧憬一种泱泱大国的艺术风范，追求一种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魂魄。这种“超大写意”的赤诚的艺术动机，我是非常赞同的，在西方全球化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在许多国人还借情懂懂迷恋着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情势下，这无疑是一种颇有英雄气礴筋的应对之义举。
我十分欣赏和敬佩上官老弟在艺术L的创造性定向，他的艺术选择具有太多意义的隐蕴，我愿和他共同来不断惊喜地揭示和发现，享受类如爱因斯坦先生独有的特殊快乐—不是科学上，而是在艺术上。在对世纪的水平线上，在舒展地打开的新世纪的中国美术史的白纸上，我期望着上官老弟的“超大写意”能够浓墨重彩地又狠地书写下自己探索的脚印。“上官超英”和“超大写意”，都有一个“超”字，“超英”二字又似有“超级英旷的缩写之意。时下许多理论家都在感慨“英雄主义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在“上帝死了”、“尼采死了”之二，据说“英雄也死了”。我认为这是毫无根据的。英雄主义永远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属性，它会永远辉煌地伴随麦人类直到实践唯物主义壮烈的涅梁。今天中国的艺术界，有太多的庸人、泼皮和西唐，我们呼唤民族英雄。我录后想说一句绝无张扬之嫌的赞辞，祝上官超英不辱父母赐名的殷殷之望，做一个敬敬诚诚的开拓“超大写意电鸟画”的超级英雄，在国内国际画坛上为民族扬威。
（王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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