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凤楼帖》略述
东方早报
上海博物馆藏《星凤楼帖》局部
《星凤楼帖》全帙共十二卷。一般的说法是，此帖由南宋曹彦约所刻。曹彦约，字简斋，都昌人。淳熙八年进士。薛叔似宣抚京湖，辟为主管机宜文字。累官宝谟阁待制，知成都府。宝庆元年，擢兵部侍郎，迁礼部，旋授兵部尚书，力辞不拜。以华文阁学士致仕。卒谥文简。事迹具《宋史》本传。有《昌穀集》二十二卷、《经幄管见》四卷，都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本。《星凤楼帖》为曹彦约在宋绍圣三年刻于南康军(今江西境内)，至其子曹士冕时完成。按《书史会要》，士冕字端可，号陶斋。仕履无考，有《法帖谱系》二卷。也有说法是此帖首先为北宋时的赵彦约在南康所刻，后来在南宋时，曹士冕又重新摹刻。赵刻精緻而一丝不苟，元陈绎曾《翰林要诀·法书》中就曾经说道：《星凤楼帖》曹士冕模刻本，“工致有余，清而不浓，亚于《太清续帖》也。”但这个说法恐怕是不可靠的。
《星凤楼帖》是在以北宋《淳化阁帖》为蓝本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其他帖和刻石的内容，如帖中的王献之书就是属翻刻单炜的襄州刻石。《星凤楼帖》基本上汇集了历代各家的书法名品，《王氏法书苑》说它：“虽以众刻重摹而精善不苟。”每卷前行为帖名四字及某集二字的篆书，下刻有十二地支记数。
但据有关记载，“此帖明代已流传稀少，现恐无流传，通行于世者系伪拓，与《伪绛帖》等同名，仅将标题改为《星凤楼帖》。”又据《南邨帖考》所载，《星凤楼帖》最多不过数卷，就是《碑帖纪证》上所载的也只有十卷(曹士冕刻)。而其现却有十二卷本，因此很多人怀疑现行本或与原刻本无关，十二卷是伪造本。如张伯英就认》为：“通行本《星凤楼帖》十二卷，篆书标题，星凤楼帖以子集、丑集分卷十二，尾云：‘绍圣三年春王正月摹勒上石。’宋赵希鵠《洞天清禄集》云：‘曹尚书彦约刻《星凤楼帖》于南康军，彦约为士冕之父，士冕曾作《法帖谱系》。’元陈绎曾则云：‘曹士冕刻帖成于曹氏父子之手，在南宋时。’此本乃北宋年号，其为妄人伪造无疑矣。自明王佐《格古要论》误为赵彦约，后之论帖者遂有赵刻曹翻之谬说。程文荣《帖考》辨之详矣。其书大都采自《阁帖》及其他宋刻，平原《鹿脯》乃不用宋本而取《戏鸿》、《快雪》之伪墨迹，即此一端，足证绍圣年月毫无影响，与《伪绛》、《伪戏鱼堂》同属清代伪造之帖。原本董香光于明时已不得见，盖失传甚久，而今帖肆多有之，其故可知。谬人藏此自矜为北宋拓，语以伪造，彼亦不之信也。”
但是，这个说法可能也不一定准确，在宝晋斋原石拓本中的第二卷《兰亭》后有跋云：“鑱之星凤楼下，与同志共之。嘉熙戊戌，士冕敬书。”另外，《乐毅论》后面也有曹士冕跋文，由此可证明《星凤楼帖》确实是曹士冕刻本，它的刊刻时间大概在南宋嘉熙年间。而那种《星凤楼帖》是赵彦约所刻，现在根据《宝晋斋帖》可以判断，都是错误的，《星凤楼帖》可以肯定为是曹士冕所刻，至于是不是其父曹彦约首创其事，而直到其子才完成，则不能完全肯定，但《星凤楼帖》刻于南宋，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再根据《六艺之一录》卷二十百六十一的记载：“尚书郎潘师旦以官帖摹刻于家为石本，而传写字多讹舛，世称为《潘驸马帖》，单炳文、曹士冕各有模刻本。”则曹士冕所刻帖尚不止这一种而已。而曹士冕曾经刻过《潘驸马帖》，从侧面也可以反映出他对于刻帖的热情。这又可以旁证他是刊刻《星凤楼帖》的主事者。
关于《星凤楼帖》，在宋代就无完整的记载，但宋时赵希弁所撰《郡斋读书志》卷五下《附志》中说：“《星凤楼帖》，曹文简公彦约家所刻也。”宋赵希鵠撰《洞天清录》中也说：“曹尚书彦约刻《星凤楼帖》于南康军，虽以众刻重模，精善不苟，并无今人书。”这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应该是可信的，因此，我们现在可以认为，过去那种以为《星凤楼帖》是由曹彦约、曹士冕父子所刻的说法是靠得住的。
但此帖宋拓存世不多，明代董其昌就曾经以没有见过此帖为憾，而明代内府所藏，也并非完本，据《文渊阁书目》卷三记载：“曹氏《星凤楼帖》，一部一册”，仅有一册，说明这个内府藏本肯定是个残本。此帖宋拓本的罕见也由此可知了。但我们并不能因为此帖在明代罕见而就否认其宋拓本的存在，明初杨士奇所撰《东里集续集》卷二十一“右军书”条跋文说：“此出曹氏《星凤楼帖》中，不完，所存者皆右军书。行书十余帖、草书四帖……而有宋人题跋数首。永乐庚子冬，余过临淮访族兄弘璧而得之者也。”根据这段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如下几点，一、杨士奇认为《星凤楼帖》是曹氏刊刻的；二、《星凤楼帖》既然是曹氏所刊行，那么，一定是有宋拓本的；三、杨士奇所得帖有“宋人题跋数首”，那也可以证明，此帖一定是宋代所刊行的。
《星凤楼帖》宋拓本精工绝美，明孙矿《书画跋跋》续卷二中说到：“宋时尚有《星凤楼帖》甚佳，皆摘取二王佳帖，刻手亦工。”可惜，我们很难有机会目睹宋拓真本。湖南省博物馆中，藏有一本《星凤楼帖》，装潢特别，是用橘红色的防虫纸作裱背的。其与容庚先生的《丛帖目·星凤楼帖十二卷》作比对，除少数集中的先后顺序稍有异外，湖南省博馆藏的这本《星凤楼帖》在内容上还更为全面。因容庚先生在《丛帖目》中所记录的《星凤楼帖十二卷》，被普遍认为是明代翻刻本，而湖南省博馆藏的这本明显不同于《丛帖目》的明刻本。这就是说，湖南省博物馆的这一藏本有可能是容庚先生也不曾见过的另一种“宋刻本”，而且很可能是原刻宋拓本。当然，这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湖南省博物馆所藏的这个本子，无疑是对《星凤楼帖》研究的一个极好的补充材料。《星凤楼帖》刊刻至今已近千年，流传于世的少有全本，且无论是内容还是前后顺序，每本之间几乎都存在差异，所以，尽力发掘存世的各种本子的《星凤楼帖》，尤其是可能存在的宋拓本来互相校勘，来最大可能地恢复此帖的原貌，是件刻不容缓也是极有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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