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美林艺术馆南展区开馆仪式暨五周年馆庆，6月末在北京通州韩美林艺术馆举行。李肇星、冯骥才、濮存昕、韩美林等文化名人，聚集在这个国内最大的个人艺术馆中，一场以“民族复兴的文化担当”为主题的对话由此开始。

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是第一个演讲嘉宾。从一个山东乡下孩子成长为一国外交部部长，他在工作之余的一大爱好就是写诗。李肇星回忆起小时候在山东胶南一所乡下小学念书，老师说中国最早的诗人就是那些干重活的劳动人民，背不动东西的时候哎哟哎哟地慨叹，由是形成了人类最早的诗歌。李肇星说：“中国最早的诗歌集《诗经》，最好的部分就是民风，那是老百姓的东西。”

李肇星曾经访问过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这是一个产生过文艺复兴巨人但丁的城市。然而，当他问市长“最为这个城市感到骄傲的是什么”时，市长说：“是文艺复兴初期，城市餐馆中的一批服务生。”原来，由于当时餐馆里顾客很多，服务员上菜的时候，为了显得潇洒且不把菜汤弄到客人身上，就用脚尖走路。后来大家觉得这样的姿势很优美，垫脚走路成了舞蹈——芭蕾由此诞生。李肇星说：“不管是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人民都是最重要的创造者。”

作家冯骥才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自称是“中国文化的志愿者”。曾有一个企业家问他：“国家的价值观是什么？”冯骥才说：“这我不能回答，但我知道什么东西不是国家的价值观——钱。”企业家不同意：“那照你的说法，商人就没法活了；而且我们国家现在需要钱。”冯骥才解释：“你说的是一个国家的需求，不是追求，而价值观是追求。我们讲民族复兴，不是回到历史的过去，而是回到一种辉煌——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社会富足，而文化复兴是民族复兴的终极追求。”

冯骥才不久前在参观英国温莎堡时，听说了一个故事。城堡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失火，居住在附近的伦敦人自发前往抢救古堡中的文物，最后清点时，文物一件都没少。“这才是国家的软实力。有学生问我中国文化怎样才能走出去，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文化的自觉，尤其是知识分子。” 冯骥才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有一批艺术家、作家站出来成为志愿者，承担这种责任。”

其实，不仅是知识分子，正如李肇星所说“人民是最重要的创造者”，每个普通人对于文化复兴都可有自己的担当。在话剧《白鹿原》中扮演白嘉轩的濮存昕，对这个角色有新的理解：“农耕文明即将逝去，白嘉轩看到那个时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告别过去，于是他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去保护。话剧最后，白嘉轩走向山坡，拄着拐杖、背着脸看着远方，一直到谢幕。我特别把那本《三字经》当着观众的面揣到怀里，那是中国农业文明里最值得尊重的坚持。”

濮存昕说：“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不管是不是知识分子，其实干的事儿都是过日子——像父辈、先贤们那样，吃中国的饭、说中国的话、想中国的事儿、办自个儿想办的事儿——这其实就是文化担当的基本内涵。而且我们要养育子孙，把祖上对自己的影响传给下一代。”

濮存昕见过一个住在胡同大杂院里、满口粗话的小伙子，在家里却绝对不说粗话。为什么？濮存昕说：“因为他不想影响自己的孩子，他要把好的东西传给孩子。这就是最基本的文化担当。”

除了父辈的言传身教，大学也是文化教育的重地。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笑称自己是给大学的老师同学“打工”的。分管外事工作的他经常要参加各种大学论坛，发表演讲推介自己的大学。其他校长喜欢讲自己大学有多少院系、学科，有多少重大项目、科研经费，总之用一串量化数据来说明实力；而谢维和更喜欢说清华的历史和文化。他总说清华有“三宝”：“一是出自《易经》的校训；二是美丽的校园；三是清华的校友——不仅是国家领导人，更是一大批科学家、教育家以及在各个领域兢兢业业工作的知识分子。”

谢维和说：“评价一个大学，的确需要一些数据，因为它是物质基础，但不能仅限于此。大学作为一个文化机构，一个民族复兴的文化担当者，不仅要出论文、出技术，最重要的是出思想。”

论坛的主人韩美林是最后一个上台的。他首先感谢那些教过自己的老师们，“他们教育我，做事的底线是爱国”。如今自己也是博士生导师的他，借此馆庆成立了“韩美林艺术奖学基金”，用于奖励有艺术天赋但无经济能力继续学习和深造的学生，首笔基金200万元赠予了清华大学。同时，依托韩美林艺术馆建立的“清华大学研究生艺术教育及实践基地”也正式挂牌揭幕。

已经77岁的韩美林在现场唱起了一首民歌：“九里里山疙瘩十里里沟，一弯弯水库一洼洼油，羊羔羔叼着野花大坝上逗，绿坝绣上了朵朵白绣球……”韩美林说：“刚才唱的《走西口》是我1955年学的，不像现在的歌词都是想你想你、爱你爱你。民族复兴、文化担当，这8个字分量太重，我没资格谈。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但我知道要尊重这个国家，尊重我们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记者 蒋肖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