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2-02
徐悲鸿先生四十岁时评说张大千为“五百年来第一人”,比《任伯年评传》早了十四年,显然赞赏之余,缺乏周密思考、逻辑论证。
先说2015年6月16日,也就是美术大师、杰出的美术教育家徐悲鸿先生6月18日诞辰一百二十周年前夕,大师夫人、“怀鸿室”主人廖静文先生离开人世,驾鹤西去,从此和徐先生在天国相逢,永远在一起。
由此想到,1982年年底,我有幸较早拜识廖先生,她时近花甲之年。那次,我同一个青年编辑到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调查明刊《十竹斋书画谱》善本情况,同时为《朵云(中国画艺术丛集)》等组稿,用了一个晚上去拜访廖先生,请她写点深入回忆徐先生及其艺术的文章。她说,回忆到的基本上核对资料都已写了,写成《徐悲鸿一生》,书稿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8月份出书了。她家住在虎坊桥一带,离荣宝斋不远,钢筋水泥建造的方盒式公房,楼层较高,楼梯过道转弯处的电灯也很亮,找到她家很顺利。第二天一早,遵照着她的指点,我们怀着朝圣艺术大师的虔诚,参观了徐悲鸿纪念馆。总的印象是,展馆内容丰富,而徐夫人毕竟是位六十岁女性,馆办起来可真不容易。她给自己的斋室取了个号,叫“怀鸿室”,怀念远去的“鸿”——徐悲鸿,直到永远。
那天晚上,我们告别临行前,廖先生特地取出新书,郑重地用钢笔题句签名,每人赠送一本。我第一次见到大画家徐悲鸿先生的夫人,也是第一次获得珍贵的女性长者签名本,心情由衷地有点激动,就对她说,谢谢!徐先生是我们大家敬仰的爱国大画家,回到上海一定认真拜读,争取写点学习心得,做点宣传。这本书写得感情真挚,文字清浅,内容动人,读了之后,写成了《奋进不已为中华——简评〈徐悲鸿一生〉》,寄给《文汇报》,想不到较快在“笔会”上披露了。屈指算来,这已是三十二年之前的往事了。廖先生所写的这本书,在她生前也已经增订,改名为《徐悲鸿传》印行。
由《朵云》丛集,我又联想到1982年编辑第三集时,刊发徐悲鸿1950年冬所写《任伯年评传》,墨迹图照、文字誊录是徐先生弟子黄养辉先生提供的。黄先生在《徐悲鸿与任伯年评传》中说,徐先生一生重视实践,摈斥空谈;对艺术持论极严,不肯轻以一言评人。徐先生在该文中,定任伯年“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并且断论“殆非过言也”。自1982年以来,我总觉得,徐先生对中国画史上评价最高的似乎有两位:一是晚清的任伯年,一是现代的张大千。
徐悲鸿自童年时,见父亲一次进城,回家忆仿任伯年《斩树锺馗》一画,始知任伯年名头,一生酷爱任氏的绘画艺术;并于1930年起,对王一亭、黄震之、吴仲熊、黄君曼、陈之初、章诚望,以及任氏子女任堇叔、任雨华等,先后作了持续耐心深入的访查核实,更研读任氏杰作,分析思考,历时二十年,才写成《任伯年评传》。这在今天急功近利的浮躁年代,很难做得到罢?这篇学术性的艺术家评传文字,史论结合,辨析精辟,中西兼顾,严谨生动,绝非一般泛泛空论者可比。
该评传高明处还在于,徐先生于本文,以法国老师达仰先生的法文题赞译成诗意般中文作为结语,时间上还早了四年,而立意立论也达到了令人信服、甚为有力的完美境地:
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于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并且只用最简单的方术,——那样从容的表现了如许多的物事,难道不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么?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达仰·巴黎·1926年)
徐先生这种层层推进、臻于高潮的论据论断,所引用的可是外国大画家的难得的评论推许!而且是徐悲鸿1930年访谈王一亭之前,在法国留学时期的1926年!
我的想法是,徐悲鸿的这篇评传文字,是深入调研、深思熟虑、长期积累形成的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性、文献性,值得我们后人高度重视的学习范本。我大约估算了一下,如以仇英生于1494年计,那么到任伯年1895病故,恰好有四百年历史;仇英卒于1561年,可以盖棺定论来说,则到1950年也将近有四百年历史。因此,徐先生说,任伯年是仇英以后四百年来中国画家第一人。
多年以来大家都熟知的,徐先生又评述过张大千,是“五百年来第一人”。这个说法,见于他为中华书局1936年版《张大千画集》所作《序》。第二,这个“五百年来”同仇英以后“四百年来”相交有所重复。所以,是否随感而发、随意而说,有点捧场之嫌?那么张大千和任伯年,究竟哪一位是第一人?
据2015年5月1日《文汇报·笔会》刊陈长林《名家自矜 何必当真》一文,说张大千颇有自知之明,对“五百年来第一人”没有照单全收——他谦虚地回应:五百年来第一人,说得太过了,太过则近于开玩笑了。但他对自己的鉴定能力,毫不谦虚地自称“五百年来精鉴第一人”。还得意地说:“一触纸墨,辨别宋明,间抚签赙,即知真伪。”该文作者并对张大千在自身厨艺、画艺比较上,定厨艺高于画艺,未必没有“开玩笑”的成分。
自然,徐先生与张大千为好友,对他是很了解的,可以说深知张的生活习性脾气与绘画习性风格,在张大千1950年出国后是否回国等问题上,是很有识见的,也是一种评价。据王震编《徐悲鸿书信集》(大象出版社2010年4月版,259页),致陈从周第二、三封信中,徐悲鸿称:“闻大千先生在川派到一千份公债,此事甚为难!”(1949年10月28日)“大千先生返国之事,我与同人皆在商讨,因为既归便难再出,必须计划妥善,方可去信,既去信,必求省效,以是迟迟。”(1951年元月12日)
2013年4月,“一纸飞鸿——上海图书馆藏尺牍文献精品展”开幕,并出版《中国尺牍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版),新见到徐悲鸿1950年致陈从周二信墨迹。前者10月21日提及:“大千先生至印度恐系无可如何,我们希望他来北京与我们同样生活,若照他以往之豪华情况则不可能矣。”后者元月25日信中强调:“我则标榜任伯年,我之评价尚较足下为高。我以为中国自有画以来,若伯年者不能过二十人,因彼于人物、写像、山水、花鸟皆第一等也。特彼为抒情诗人而未为诗史耳(上海吴仲熊家藏伯年《八仙》四幅中,韩湘、曹国舅幅实是仙笔,古今所无)。其花鸟为大地古今第一。八大、石涛不过在极恶劣之董其昌后,反其作风而已,实未尝创制一幅极头等之作(八大有一幅好荷花,石涛有一幅墨团团,确是好作品,其外多未见成功)。当然此乃我个人意见。二人确有奇才,特学力未充实耳。又石涛文笔甚佳,有奇思妙想,此则伯年所不能。吾人就画能(论)画,正不必牵涉其他问题。惟当年欣赏绘画之人,仅为文人一个阶级(层),其他人皆无份,是以致其范围如是之窄也。”
在这封信中,徐悲鸿坚持强调人物画、写像艺术的重要,形象思维写实的重要,才气之外学力功夫即绘画技巧能力的重要,而且他自己也是一直这样实践的。因为他秉持一种理念:“绘画之重点在人”,要多加研究。这封信也再次证明,徐悲鸿对任伯年的评价发自内心,非常辩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比较,论其长短,真诚而严谨。并且他认为,中国自有画以来,如任伯年全能特异卓绝者,仅二十人以内而已。这可视为徐悲鸿撰写《任伯年评传》的预演和前奏,酝酿已久。到是年冬天,已趋于思考成熟,他走笔成文。
在《任伯年评传》中,徐悲鸿指出:“学画必须从人物入手,且必须能画人像,方见工力。及火候纯青,则能挥写自如,游行自在。……故举古今真能作写意画者,必推伯年为极致。”“伯年于画人像、人物、山水、花鸟,工写、粗写,莫不高妙,造诣可与并论。盖能博精,更借卓绝之天秉,复遇渭长兄弟,得画法正轨,得发展达此高超境界。”徐悲鸿接着强调:“但此非徒托学力,且需怀殊秉。不然者,彼先辈之渭长昆季曷无此诣哉?”徐悲鸿记任伯年杰作,也较信札为详:“首推吴仲熊藏之五尺四幅《八仙》,中之韩湘、曹国舅幅,图作韩湘拍板、国舅踞唱,实是仙笔,有同(陈)之初藏之《何仙姑》。……此等珠圆玉润之作,画家毕生能得一幅,已可不朽。矧其产量丰美,妙丽至于此哉!此则元四家、明之文沈唐所望尘莫及也!吾故定之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第一人,殊非过言也。”并说,只是“伯年为一代明星而非学究,是抒情诗人而未为史诗,此则为生活职业所限”;方之古天才,近于太白而不近杜甫。
综上所述,关于任伯年的评价从信札到评传,徐悲鸿这些论证,并非心血来潮,更非表面应酬——他完全没有必要,去讨好已故的海上画坛领军人物任伯年。何况,徐悲鸿还尽其心力,以油画妙笔作《任伯年画像》,让人们在研读《任伯年评传》时,一并领略到任伯年的独特风采。
补记:2015年8月24日,我在“上海书展”购得《回忆张大千》一书,读了数篇文章颇有感触。
徐悲鸿先生四十岁时评说张大千为“五百年来第一人”,比《任伯年评传》早了十四年,显然赞赏之余,缺乏周密思考、逻辑论证。以至于《张大千画集》出版三十六年之后,张大千在1972年“四十年回顾展”的《自序》中这样说:“先友徐悲鸿最爱予画,每语人曰:‘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也。’予闻之,惶恐而对曰:‘……是何言也。山水石竹,清逸绝尘,吾仰吴湖帆;柔而能健,峭而能厚,吾仰溥心畬;明丽软美,吾仰郑午昌;云瀑空灵,吾仰黄君璧;文人余事,率尔寄情,自然高洁,吾仰陈定山、谢玉岑;荷芰梅兰,吾仰郑曼青、王个簃;写景入微,不为景囿,吾仰钱瘦铁;花鸟虫鱼,吾仰于非闇、谢稚柳;人物仕女,吾仰徐燕孙;点染飞动,鸟鸣猿跃,吾仰王梦白、汪慎生;画马则我公与赵望云;若汪亚尘、王济远、吴子深、贺天健、潘天寿、孙雪泥诸君子,莫不各擅胜场。此皆并世平交,而老辈文人,行则高矣美矣!但有景慕,何敢妄赞一词焉!五百年来第一人,毋乃太过,过则近于谑矣!’”这里,张大千很明确:捧场过头则近于开玩笑了。
以上文字见诸张大千次女张心庆《回忆爸爸几件事》,原载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3月版,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回忆张大千》第309、310页。
顺记一笔:《回忆张大千》一书于1988年3月首次以《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书名出版,首篇即1936年版《张大千画集》的《序》,只是我查检了上海辞书出版社所藏该书,见原《序》标题改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原《序》结尾“丙子三月徐悲鸿”成了“廿五年夏悲鸿”,原《序》中“纵情挥霍”下脱了“其所挥霍”。一篇短文,不知怎么,有了如许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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