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艺多不压身。纵观艺术发展史，历史上的大师巨擘几乎都是“跨界大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位不可多得的传奇式全才，他在绘画、雕塑、天文、物理、医学、建筑等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除了艺术家和科学家，达·芬奇还是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当然像他这样“百科全书式”的通才可谓千古一人，我辈后学只能高山仰止。在国内，远的不说，就说现当代也不乏“跨界”人物。有些人跨界跨得很大，如已故苏步青先生不仅是著名的数学家，而且还能写一手漂亮的颇有些功力的毛笔字。有些人则是在相近领域涉猎广泛，如当代朱以撒先生既是大学教授，又是书法家，同时还能写一手隽永耐品的散文。

我们还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越是兴趣广、跨界多的书画家，其修养就越高，其艺术成就也就越大。不能不说多学科的跨界交融、触类旁通、相互化用，在其中起着潜移默化之功效。所谓“学者型”的书画家大多指的就是这类能够突破艺术边界的人。

“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这是大诗人陆游留给我们的至理名言。同样“汝果欲学书（画），工夫在书（画）外”，悟透此理并努力去践行，字外求字、画外求画，转益多师，取精用弘，学养造艺，或许就离“技近乎道”不远了。然而，在当下看似“形势一片大好”的书画界，却不同程度的存着“重技轻艺”“书画分家”“文墨疏离”等现象，即技法非常娴熟，画面非常漂亮，但在文化内涵与综合修养上却做得远远不够。

其实，书法和绘画作为两门古老的传统艺术，“书画同源”“书画一家”本是书画界由来已久的共识，“以书入画”“书画互为”更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书法在绘画艺术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其美学价值与学术意义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在前辈书画家当中，擅书者能画，擅画者能书大有人在，书画本一家，严格意义上讲，并算不上“跨界”。的确如此，翻开近现代中国美术史，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四位国画巨擘，就其书法造诣与社会影响而言，哪一位不是世所公认的大书法家？有的还是非常了不起的篆刻家和诗人。潘天寿先生早年也曾讲过，“画”在本质上也是“诗”，画家本质上也是诗人。因此，严格讲来，无论是画家，还是书家从本质上都是文人。然而当下某些“光环满身”的画家，画画得尚可，再看题款实在是不敢恭维，不是题不好款（尤其是长款），就是干脆题个穷款了事。书法功力日趋弱化，当今画坛不能题款或题不好款者大有人在。有的书家在其书作中将古人诗文或断章截句横加肢解，或张冠李戴混淆朝代。难怪有人戏言当今的书画界“文盲半文盲大有人在”。此说尽管有些戏谑与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当今书坛画苑“文化缺失”之一斑。

在过去，文人乃墨客，墨客即文人，墨客文人总相随，文墨一体不分家。中国书画的美学特质决定了书画家必须具备文化修养，文化修养的缺失必然会导致人文精神的颓废，“文”“墨”分家也必然会导致书画家成为庸俗之辈，重技轻文，技巧再娴熟、再精细至多成为一个优秀的书画匠。传统书画一向讲究“诗书画”一体，潘天寿先生当年课徒时，曾要求弟子不说达到“诗书画印”四绝，起码也要做到“四能”（大意如此）。但在“快餐文化”“娱乐文化”大行其道的“刷屏时代”，许多绘画作品思维单一、文词鄙陋、想象力苍白，缺少艺术作品应有的文学性与哲理思辩。在中国画的题款中，文学修养尤其是古典文学修养的欠缺，使得画家们大多视“题诗”为畏途，“题画诗”无疑已成为大多数画家的“短板”，本应成为亮点的东西也就不得不从他们的书画创作中悄然隐退。即便能勉强诌上几句打油诗或顺口溜，也大多是不合格律、平仄乱用，如此一来，语言浅俗，有悖文法，用典谬误，只会消解书画艺术应有的文化内涵和学术“含金量”。

眼下无论是书写工具，还是信息搜集，乃至展览交游，都已今非昔比。可为什么能画者多不善书，或善书者多不会画？物质条件越来越优越了，文化修养与想象力却变得日趋贫乏。抛开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文化氛围、个人天赋诸多因素不谈，艺术上自设边界、固步自封，不善于跨界学习，知识的碎片化与创作的同质化，造成了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缺失。因此，对书画界而言，多向姊妹艺术学习，多学科跨界发展，艺外求艺，广采博取，艺术真正超越了学科的边界，或许会更接近思想的自由表达。

在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化的今天，人类社会已进入了以电子传媒为主要传播手段的后现代主义时期，兼容并包，和而不同，百花齐放，多元并存是这个时代文化艺术的一个显著特点。“混搭”和“跨界”已经是一个发展趋势， “跨学科”“交叉学科”，即各艺术门类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当代书坛画苑，既要“专家”，更需要“通才”“全才”式人物，或许这才是书画艺术“可持续良性发展”的康庄大道。

杨宇全（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