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诗于画融景于情——荆兆林先生人物绘画创作探究

荆兆林先生作品《金秋时节》

用绘画的形式表达对生命的赞美，永远是艺术最本质的东西。所谓画为心声，是画家将个人情感融入绘画创作过程中，精神、思想的承载与心灵之上的映照。荆兆林先生的人物绘画创作正是如此，数度深入四川凉山、甘南藏族、陕北老区等地写生，深入生活，摹写百态，以情入画，在表现鲜活的民生样貌上抓住了绘画对象的个性面貌和生活状态，在对其情感、精神以及生命气象的描摹状写上，达到了画写心象、情为心画的艺术效果。这即是艺术家化实为虚，而虚实相融；化景物为情思，而“景”与“情”媾和絪缊的艺术境界的深沉抒发。

荆兆林先生作品《家园》

就成功美术馆馆藏作品《金秋时节》的画面呈现而言，画家正是将其在四川凉山地区彝族乡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细节里，挖掘他们寻常劳动瞬间里情绪流露，从而形成的精神共鸣与情感共振，并付诸于笔端的外象呈现。画作线条厚实、刻画深刻，既有对彝族同胞典型服饰的艺术符号性关注，和在崎岖山路上艰难跋涉的现实描绘；也更赋予主题人物对辛勤劳动付出，取得丰硕收获的喜悦，以及面对艰苦的自然环境而迸发出来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在这幅群体式人物绘画的表现中，画家又给予不同人物，形态各异、丰富复杂的造型构成，尤其是极能反映人物精神情感的面部表情的描写上，往往能触动读者的精神令人遐想。如背着背篓的妇女的刻画，在丰收欣喜中又有艰辛劳作的淳朴与踏实；亦如背着小孩的那位母亲，其脸上流露的不仅是母性的温情，还有对背上孩童快乐成长的希冀与期盼。这种关注人类在最本真的母子、母女情，并以此为画作构造焦点的作品还有《山乡情》《春光》《旺宝》等。荆先生画作反映的是凉山乡民收获季节的常态，是他们一代一代日复一日轮回的生活情状，但画家在人物塑造上又抓了时代赋予他们的精神烙印，凝练升华为坚忍不拔的骨气精神，可见其精神也真正进入了人物对象的内心世界。

荆兆林先生作品《阳光下》

艺术家在现实生活的观察中，往往能获得触景生情式的创作情绪激发，进而对现实与联想的巧妙交织融合中凝实为笔墨形态，呈现于作品中表现出更具感染力、更能启迪人心的共情与教化。荆兆林先生作品《家园》中，以墨色多变的笔墨组合，节奏十足的写意线条勾画人物特征鲜明的衣饰，更进一步体现了画中彝族少女质朴、纯净的人物人物造型特色。同时也在“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的人物面部的处理中，给予画中少女娴静而又阳光的赞美。荆兆林先生的人物绘画还有一些反映童稚少年的画作，如《童趣》《芳草地》《阳光下》《暖春》等作品。总体上抓住了童真稚子纯朴天真、活泼灵动的天性，以其充满情韵的笔墨线条和生动的画面构成，恰如其分的呈现了乡间稚子、牧羊儿童天真烂漫的形象和思想。

荆兆林先生作品《红山果》

荆兆林先生的人物绘画能打动人处，还在于其在国画山水、花鸟、人物的艺术规律的研究实践中，创造性的将山水与花鸟的画面语言运用到其人物绘画的画面构成中，丰富了其笔墨的表现效果，使其呈现更为自由、更为多变的画面语言。如成功美术馆馆藏《骄阳》等作品，画家将牛等花鸟题材常见形象，提升到与主题人物画面占比相近的程度；还如《丰收季节》《红山果》《守望》等作品，画面中草木繁茂、山花烂漫的穿插烘托等等。这种推陈出新而又耐人寻味的画面，在不拘形式窠臼，不拘于程式束缚中，看到了画家更注重“心源”的艺术情感生发。一是让画面更为鲜活，避免了单一人物构图中画面呆板、乏味之弊。二是有山水为背景，草木为映衬的人物绘画，也更贴近生活，使得画面在呈现出地域风情式的构成中，有了画家更为深刻的现实思考和情感寄寓。三是多样化的艺术形态的熔铸一体，丰富了画作的空间构成，增强了画面整体的韵律感。山水自然间隔其间，不仅有利于人物的布陈穿插，也更增加了画面虚实关系的矛盾冲突，在画家心手相应的笔墨调和中，以景写人而情注于笔端的艺术效果。

荆兆林先生作品《童趣》

南朝钟嵘曾言“情寄八荒之表”，宋代沈括又说“得心应手，意到便成”。情感是画家创作的源动力，荆兆林先生的绘画注重情感于绘画创作中“笔笔生发”的贯穿始终。纵观前文所列几幅作品，画家无不是将其“情意”融于笔墨，无不是强调其“心源”的主观呈现，从而达到了 “含情而能达，会景而生心，体物而得神”（清代思想家王夫之所倡导）的审美蕴藏。
（文\成功美术馆书画艺术评论员 冯宜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