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公子于中令

于右任公子于中令先生首先在致辞中特别感谢了国家画院以及相关机构与领导的支持。他说：“1984年在北京成立的中国标准草书学社，后迁移到南京，由胡公石先生主持，现在国家画院的支持下，又将在北京推进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的发展，我感到非常欣慰和激动。我希望可以继承于右任先生创立中国标准草书学社的精神，将标准草书在南京之外，在重要城市都可以积极发展，我个人对于此次的活动以及后续的推动寄予厚望。”

中国国家画院常务副院长卢禹舜谈到：“于右任先生一生创造了许多价值难以估量的书法艺术品，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被誉为‘当代草圣’，当之无愧！于右任后专注于草书的研究，致力于草书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亲自主持和领导草书社，对历代草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以《千字文》为底本，从浩繁的历代书法名家的作品中，遴选出符合标准的字，同时逐步总结出篆、隶、楷、行与草书之间对应的规律性符号，解决了草书产生与‘准确’书写的关键性问题，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标准草书问世以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在中国书法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并在海内外广为流传，得到了日本、韩国等汉文化圈国家的大力推崇和推广，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

中国标准草书学社副社长凌建平在致辞中谈到：“出于对父辈的深切缅怀，对国家画院的敬重，对本次系列活动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于门四杰’的亲属刘彬彬女士、胡熙明先生等都带来了家父们的精品力作。尤其是年届八旬的于中令先生，从洛杉矶带来了家父于右任自书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歌》长卷。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歌，于右任先生原创于1947年10月的南京，当时二次大战已结束二年多，出于对纷扰时局的忧虑，于右任先生夜不能寐，依枕写就1800余字的长篇纪实叙事诗，表达以史为镜，渴望和平的心声。这幅长卷，于右任先生历时两年书写完成，对原诗也略有修改完善。以楷书起首，以标准草书结尾，让我们欣赏到了于氏雄奇开张的碑意楷书、行书和小草，也领略到了于右任飞动精绝的标准草书。同时，也让我们领略到了这位太平老人的宏阔精神世界。”

胡公石长子胡熙民先生谈到：“为什么标准草书的创立者于右任先生与弟子们都已过世多年，但是标准草书的事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离去而衰败，而继续得到更多的专家、海峡两岸人民的关注和支持。我经常说，标准草书生命力何在？意义何在？我认为事实证明，更多人热爱标准草书，不断学习标准草书。我们现在做的事情，绝不是在宣扬某一个人，而是推动标准草书的现代化事业、规范化事业。”

在本次活动上，胡公石后人将其生前创作的40余幅书法作品及大量手稿等捐赠给中国国家画院，既为中国国家画院的艺术品收藏增加了亮点，为国家增加了艺术财富，也为学习和研究标准草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于右任《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歌》长卷

于右任早年书从王羲之、赵孟，后改攻北碑，精研六朝碑版，在此基础上将篆、隶、草法入行楷，独辟蹊径，中年变法，专攻草书，参以魏碑笔意，加之个人品质修养和才情智慧的非凡，创造了许多价值难以估量的书法艺术品。于右任在书法艺术之路的艰苦探索，被后人师为楷模。尝自云：“朝临石门铭，暮写二十品，辛苦集为联，夜夜泪湿枕。”尤其后来专注于草书的研究，致力于草书标准化、规范化的工作，为草书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于右任痛感文字书写费时、识难用迟，草法多样、学用皆难，历来推而不广，与社会需要很不适应，由此于1932年集合了有志于草书改革的同仁在上海创立了标准草书社，亲自主持和领导草书社，将历代草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

自云：“所谓标准，是拿古人的草书做标准的，是从先古圣哲千余年的演进当中，归纳出来有条不紊，易识、易写、准确、美丽的草法。”因此，“广草书于天下，以求制作之便利，尽文化之功能，节省全体国民之时间，发扬民族传统之利器，岂非当今急务欤！”从而确立了“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之四原则，以《千字文》为底本，全面系统整理历代草书法帖，“唯期以众人之所欣赏者，还供众人之用。并期经此整理，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此则作者唯一希望也。”由此解决了草书产生与“准确”书写的关键性问题，集成《标准草书》千字文。胡公石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推广和拓展工作，同样功不可没，在中国书法史上彪炳千秋。

于右任及“于门四杰”（刘延涛、胡公石、李普同、金泽子卿）的作品也同时在此展出以飨观者，更是十分得珍贵。使得本次纪念活动，更加丰富多彩。他们的艺术成就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同时对于当代中国书法创作也有着很好的启示意义。

展览现场

于右任学术研讨会由中国国家画院副院长、美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晓凌主持。研讨会上，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就于右任的学术艺术成就以及“标准草书”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