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数字化探索何以成了国际上遗产保护的典范

　　如何解决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保护和利用之间的矛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建立、实名制预约的成功实施，无疑都是有益的探索。从1999年开始，莫高窟在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的带领下，坚持走上数字化进程道路。而今，他们的探索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被称为是“国际上解决保护和利用方面的一个典范”。

　　以下文字，由“澎湃新闻·古代艺术”根据莫高窟开放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主任李萍日前在上海汉源汇的讲座整理而成。她认为，“今天前端如果莫高窟没有数字展示中心，一天平均车辆是3000多辆，黄金周是10000辆，这些车辆全部自由地开上去，不预约，那么莫高窟满山遍野的河床上将全是车辆，还有这些游客的自主行为，没有预约，他想什么时候去就去，一个时间段平均要两3000人去莫高窟。这是莫高窟不可承受的。“

莫高窟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以立体大屏幕展示部分洞窟壁画

　　莫高窟今年已经1653年了，我们想让它永远传承下去。莫高窟前是潜流长河、波影重阁。楼阁的倒影映在水中格外壮观。

　　莫高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有五十多处世界文化遗产，世界文化遗产评定的时候有六项标准，全球一千多处世界文化遗产，完全满足这六项标准的只有两处，就是我们祖国的莫高窟和意大利的威尼斯。满足其中一项标准就能入选，六项标准都满足说明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之高。

　　敦煌研究院曾用了10年，由樊锦诗院长挂帅，做了一个游客承载量，这在全世界没有一个单位用10年时间做一个游客承载量，用樊锦诗院长的话说，“我们不能头一拍说莫高窟5000人就好了，承载量有很多指标：洞窟的面积、病害的分析、洞窟可利用的内容，洞窟所在的位置等。”十年才做出来，莫高窟一天最佳承载量是3000人。大家知道今年莫高窟多少人吗？将近两百万人，就是它6倍的承载量在翻。

　　莫高窟壁画
老一辈敦煌人的莫高精神

　　1944年常书鸿来到敦煌，常书鸿是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来的时候是携家带口的。最后他把两个孩留在敦煌，他回去要找生活费，人们都想他这一走就不会再来了，结果常书鸿又来了，这一来就一直坚持到1984年，一直在敦煌。

　　后来他回去招兵买马，招来我们第二任院长——段文杰。我们段院长是一位川籍画家，是艺术家又是敦煌学的研究大家。我们进敦煌研究院的第一课是他上的，当时段院长给我们20个人上完课，他说你们都先从当讲解员开始。段院长说十年以后，乘龙就会上天。

　　这上天的梯子是谁搭的呢？是敦煌研究院搭给我们的。当时段院长从1982年开始全国各地跑高校，要为敦煌培养人才。段院长为了往中央美术学院插班、往北京第二外语学院插班、往复旦大学的文博班插班，可以说是日日夜夜行走在这些高校，用他渊博的知识、人格魅力打动了这些高校的负责人，最后我们这21个人在3年期间，就在中国一流的名校作为插班生进了这些大学，我当时很有幸进入北京第二外语学院。记得段院长当时到二外请我们吃了一顿饺子，说了两句话，“你们是敦煌的孩子，不要看北京这么繁华，你们学完了要回去。”“送你们出来，你们要回去。”

　　莫高窟壁画

　　常书鸿院长当时年轻的时候在那临摹，他们当时的工作就是清理积沙。这一张照片特别重要，这是1965年9月30号敦煌研究所所有员工，在这张照片上，常书鸿先生戴着眼镜，还有我们的段文杰院长，个头最小的那个小姑娘就是我们的樊院长当年，她特立独行一个人站在那，很有个性。这张照片是文革前敦煌研究院的一个状况，这些人在“文革”虽然受到了种种的迫害，但是他们有时候当面说服红卫兵，告知他们这些东西是老祖宗的宝贝，他们用他们昼夜在这的坚守，可以说“文革”莫高窟保存了下来，保存得非常完好。

　　有位老先生今年已经86岁了，他依然在莫高窟，我来之前，他还在榆林窟修大佛，是我们甘肃评的陇原工匠，他对敦煌石窟雕塑、壁画的修复，可以说掌握了绝技，很多属于他的专利，他可以说是还健在的年龄最长的一个老专家。

　　莫高窟壁画

　　可以说那一代敦煌人他们像民工一样，从最基础的清理沙子开始。他们在上面挖了很深一道沟，想让沙子掉沟里面，可能就不会往莫高窟前面扑。其实敦煌的风沙之大，一个冬天没过沟就被填平了。那么他们又做了防沙墙，不要让沙子侵蚀到莫高窟前，他们做的这一切都是抢救性保护。他们还运用考古学、图像学、历史文献结合的方法，做出了很多成绩。所以我们的王旭东院长经常会这样总结，他说我们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来发展敦煌事业的，我觉得这句话讲得非常透彻。老一代的敦煌莫高人，他们真是用我们总结的莫高精神：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精神，把一个个保护、研究的难关攻克下来。

　　段文杰院长用复原临摹的方法，临摹了很多敦煌壁画。他是临摹壁画面积最多也是艺术水准最高的，至今没人能超过他。甬道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已经看不清了，40年代剥落以后面目全非了，但是段院长因为他研究敦煌服饰、中国服饰，用很严谨的大量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把色彩抓准，用画家独特的笔墨复原出来了这幅作品，这幅作品现在保存在敦煌研究院，迄今都没有人能够超过他的艺术水准。我们在日本做展览的时候，这幅画曾经展出过一次，日本方面打来电话，问这幅画能不能留在日本？当时大家就说，这幅画已经成为我们的国宝了，已经很重要了。

　　莫高窟
“数字莫高窟”进入保护和利用新时期

　　进入敦煌研究院时期，我们的保护从抢救性保护过度到科学性保护时期。敦煌壁画面临着病害，保护研究所的保护专家力量非常强大。今天敦煌研究院有一个国家工程技术中心，古壁画工程中心都是独一的。

　　我们的现任院长王旭东1991年从兰大毕业。当初填报志愿的时候，他填报的所有学校都是水利专业，因为他的家乡是非常干旱的地区，人们都喝水窖里的水，他立志要做一位水利专家，改变这种面貌。后来为什么又去了敦煌呢？因为他的导师让他来敦煌看一看，这一看从1991年到现在，也二十多年了。他主持的工作主要是岩体力学，敦煌壁画中的岩石里面还是有水的，水分的移动，如果本体出了问题，那壁画的保护就更谈不上了，所以本体的问题现在是敦煌研究院亟待解决的，所以我们现在到了预防性保护的一个阶段。

　　这个山顶上有绿树，这是在莫高窟山顶上好几十米外、几百米外的远端种着树，把第一层大的沙子挡下来。第二用草方格的方式布沙，近处用跟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做的铁的纱帐，通过这样的措施，把莫高窟顶上的沙子首先阻断了，所以今天到莫高窟去的时候是很干净的。1981年那会儿，每天早上我们要用拖拉机先拉沙子，每个洞库门里面都是沙子填满了，拿一把钥匙根本是打不开门的。莫高窟周围的人文环境、自然环境，今天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樊锦诗院长大概在1999年，那时年客流量才30万人的时候，她就在思考，这样看下去客流量还要增加，有什么好的办法？2002年，她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提了一个提案，用数字化的技术，把洞内的东西拿到洞外来看。要实现这个技术很难，敦煌研究院跟一流的国外组织、国内组织进行共同协作。

　　随着数字化的进程，我们在莫高窟13公里以外建了一个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为什么建在13公里以外呢？《中国文物保护准则》中有要求，辅助性建筑物必须要远离核心景区。在樊院长带领的我们敦煌研究院领导的努力下，出台了一部《莫高窟保护条例》，在莫高窟外围划了很大的一个莫高窟保护圈，我们自己的建筑也建到外面去了，在离敦煌市中心9公里，离莫高窟还有13公里的一个道路上。我现在就是这个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主任，说起来蛮骄傲的。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从建成到现在已经接待了400多万人，节假日、旅游旺季一天接待18000人，其中12000人是应急游客。这里变成前端了，都要在这个地方逗留。敦煌研究院虽然在山沟沟里，2005年我们是全国第一家实现预约制的单位，我们实行预约制的第一天，只有5家旅行社预约，到现在，我们有365家旅行社后台注册预约，我们从那个时候做了铺垫，今天我们是全国第一家实行实名制预约的单位。很多人说看个洞窟还实名，刚开始会骂我们，实际上大家仔细想，这样的参观模式才是对莫高窟最好的一份呵护。

　　今天前端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建筑物（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一天平均车辆是3000多辆，黄金周是10000辆，这些车辆全部自由地开上去，不预约，那么莫高窟满山遍野的河床上将全是车辆，还有这些游客的自主行为，没有预约，他想什么时候去就去，一个时间段平均要两3000人去莫高窟。

　　莫高窟壁画

　　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建成后，一个时间段，我们从早上8点到下午3点，30场电影，每一场电影200人，出去之后有4辆大巴把游客拉到洞窟，8个讲解员在那无缝对接，实现了“线上预约，总量控制，前端数字化展示，后端实体洞窟”的莫高窟参观新模式。”这种数字化体验和实体洞窟两种交织在一起，对游客来讲，这种体验应该是更丰富了，也大大提升了文化遗产的利用价值，这也是莫高窟在游客保护和利用方面做的最大的一个探索。

　　今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说莫高窟是国际上解决保护和利用方面的一个典范，这个典范更多的也是送给我们樊锦诗院长的褒奖。最近我们还要建一个大型的游客中心，这个游客中心投资4个多亿，将在3年之内建成。以后大家去敦煌可以在游客中心里面享受到更高、最新的数字化技术的体验，还要增加两组的球幕影院，是非常棒的。

　　莫高窟壁画
樊锦诗院长二三事

　　我想起了我们樊院长的一句话，很多年前她说，你知道我来上海，跟我的妈妈坐公交车的时候，我妈妈很洋派，像个上海的精致老太太，打个小围巾，上去有人给她让座。我站在那，人家一看我是乡下人，我进到百货店想挑挑东西，刚动一动，人家看我，好像不让动的样子。所以樊院长说，我们变土了，其实我们樊院长特别洋，她对生活的追求、和对彭老师的情感。

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前院长樊锦诗

　　敦煌研究院院长王旭东

　　就在前不久我要来上海之前，她要回上海，我说你这次去，什么时候再回来啊？她说明年了，我说咱们照一张相吧，照相的时候坐好了，她把我轻轻一拨，她说往那边一点，别把彭老师挡住了。因为彭老师去世了，彭老师的照片就在她后面的窗台上，一张很大的照片，彭老师是特别有感染力的一位先生，目光炯炯地面带笑容，结果我和她的合影中间就放了彭老师的一张照片。

　　彭老师是在去年7月29日去世的，我们代表敦煌研究院的年轻人去看他之前，特意到了北区考古遗址，晚上很晚了，我们的党委书记就说，你们去把北区考古的沙土，那是彭老师工作出成果的地方，十年的艰辛，我们装了一些沙土。然后又把彭老师和樊院长住的那个房子周边的树上的树枝、花木带上。彭老师特别热爱生活，种了很多吊葫芦，他把树上的吊葫芦都编个号，按照孩子的年龄大的、小的都送给他们，鼓励孩子们要好好学习。他会抱一个葫芦说，你拿着这个会变聪明的，你要好好学习，所以他对每个人都是那么好。

　　我们这个讲解员队伍能这么好，有4批讲解员是彭老师亲自把关去招的，他口头禅经常说，“我去给你站岗，当挡箭牌，你按标准统一招。”，他兜里装个卷尺，到了那地方，比如身高要1米65的，他画好，身高不到1米65的，他也会说姑娘谢谢你，你干点别的事吧。所以我们的讲解员队伍这么好，有老先生的一份功劳。

　　樊院长吃的苦是一般人想不到的，她的那份简单也是你们想不到的，我在西安机场远远看到她的时候，看到前面一个人走，夹着一个方便面。我说咱们刚下飞机，你下方便面干嘛？她说下飞机就要谈事，没时间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