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的书艺有着一个从契刻到刻划，再至书写的认识过程，尽管所依据的也主要是龟甲契文、铜器铭文、陶器刻划文字等非纯粹的书写材料。因此陶铜玉器上的朱书或墨书文字开始进入书法研究者与古文字古史研究者的视野内，对大家的认识震动不小。

　　▌伯懋父簋墨书及其他

　　在河南洛阳北窑的西周贵族墓地所出土的伯懋父簋上的墨书更是极具水准，一同所出的还有带有墨书的铜戈以及铅戈。伯懋父簋在西周康王时期，于内底一侧存留“白（伯）懋父”三字墨迹。

河南洛阳北窑出土伯懋父簋

　　采自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法书全集·1·先秦秦汉》，文物出版社 2009年

　　洛阳北窑墓地的发掘者蔡运章认为，这三字“笔势劲韧遒美，字形整肃均齐，笔画中肥而首尾出锋，有明显的波磔。‘白’前缀尖而下部浑圆，中间横笔微带弧曲。‘懋’字笔画起止多显锋露芒。‘父’字左笔露锋向下疾行而又弯钩上收，运笔圆熟自如，末笔藏锋而重捺轻收”，可以看出西周书者（姑且将在铜簋上作字之人称为书者，或是原初书法家）行笔的笔意。

河南洛阳北窑出土西周铜簋上的墨书摹本

　　采自《中国法书全集·1·先秦秦汉》

　　至少在单字“父”上看出行笔笔顺，首笔必然是竖弯钩（为表述方便，暂且以楷书的笔画名称意代，下同），因行笔最后略疾速，形成一个比较尖锐的挑勾，这时笔锋恐非中锋能够落下次笔，就须有重重一顿来正笔锋。所以，次笔一定是“父”字右侧的横折。横折段的起笔处浓浓的头，可以理解为顿笔，也能用回笔藏锋处理之。两者的处理方法依笔材料性质的不同而定。横折收笔处的笔速未有首笔快，所以不甚尖锐，乃是笔锋自然离开书写载体——铜器，形成略略的一个偏锋，所以就圆转回来，为末笔撇竖自然的起笔；也可看作次、末笔的承接是形成了形断而意不断的圆弧。从书法操作意义的角度来看，仅墨书三字的这件铜簋似乎能够超过有着长篇铸刻铭文的铜器。对于这个墓群的主人，我们猜想应是爱好习字的一家人，在随葬的青铜器上选择书写而非铸刻。

河南洛阳北窑出土西周铜簋上的墨书

　　采自《中国法书全集·1·先秦秦汉》

　　伯懋父簋上的墨书仅三个字，相比较大量的铜器铭文来说无足轻重，但对于商周书法而言，却是极为珍贵的，因为“所谓墨迹，实际上包括墨书和朱书两种文字遗迹，它们代表了当时书写的原貌，艺术价值不一定很高，但对书法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想，这个意义在于是属当时所写，并未有转来转去的失真情况，“当时用笔的痕迹仍历历在目，生机勃勃，它的价值是十分值得尊重的，对于书法研究真迹的确是最好最理想的方法”。因为伯懋父簋墨书的存在，使得进入早期书写史的材料中，不再只有商代甲骨、周代金文这么简单，“除了甲骨文、金文以外，商周时期还有另外一种使用毛笔的书法艺术形式”。在先秦书法史上，商代甲骨、周代金文不具备“一次性”书写的性质，存在与当时书法情状走样的程度。如果把“写”问题引入金文、甲骨之中，它们与伯懋父簋墨书有着截然不同的分野。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带有朱书的卜龟

　　采自《中国法书全集·1·先秦秦汉》

　　▌商周书法的再思考

　　因为有毛笔，才会有所谓的“书法”，“毛笔的材质、工艺、形制及其使用方法，处处蕴含并体现着中华文化的深邃内涵”。毛笔软性毫颖，能够有一定储墨量，在一次蘸墨过程中的墨色变化，以及顺锋逆锋铰毫所引起的下墨顺畅与否则是中国书法的神秘之处。然而较之隶变之后时期，先秦书艺还存在一个书体与字体相互混杂相互影响的情况，对于字体的变化甚至是相当敏感的。

　　商周时期的甲金文字是中国书法的渊薮。现今凡涉及中国书法史的著作，都不可避免地上追到商代甲骨文、西周的铜器铭文。可是，这时候的甲金文字与后世“书法”或是书写究竟是何关系，再如这样的文字痕迹可否构成关于文字的图像文化场景，这些问题无论是考古学、古文字学或者是书法史都不曾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再退一步说，这时的中国并未见独立的书法家，商代甲骨刻手固然书艺超群，但史不传名。回望西周的书法，也是在制作于钟鼎彝器之上的铭文，并看不到商周时期的某位书法家慨然自由的书写（如果这时真有这样自由的书法家的话）。在“前艺术家”的先秦书法史中，之前所提到的考古学、古文字学甚或书学都很难全面地予以阐述，相反如借用图像学的相关知识加以解说可能会析缕内中奥妙。毕竟这时的甲金文字不是如在简牍帛素等材料上的“一次性”书写完成，反而是具有很大的制作意味。

　　丛文俊在《商周青铜器铭文书法论析》引入更重要的一个概念——“篆引”。并在其后所著的《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系统化：“我们合篆、引二字，以‘篆引’为专用名词，用来衡量古文字象形符号系统之内各种书体的式样特征、风格美感、彼此间的关联及发展变化等。其中篆代表大小篆书体线条的等粗、排列组合中的等距等曲长、式样的转曲摆动之类似图案花纹的特征，引代表书写的转引笔法”。丛文俊提出的“篆引”概念相当重要，它使得先秦书法讨论摆脱了只在青铜器铭文遗存上的研究，更加深入到背后的书写活动，“大篆书体是汉字脱略古形之后第一个发展阶段的规范式样，也是‘篆引’的前期形态，它的形成，在商末周初的金文书法中即已露出端倪”。然而，遗憾的是在凹陷铜器的铭文中，这种特点比较微弱，只能依靠书法家的经验感觉。而伯懋父簋墨书所显示的证据却是显见的，可以比较容易地观察到。

散车父壶

　　采自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2》，巴蜀书社2005年

　　伯懋父簋墨书的出现，使我们更可能将金文在书法范畴内进行考察，毕竟“古代铭刻的形式之美属于书法艺术的范畴，它不仅有其独特的审美要求，而且表现得相当突出”。也正是基于此，我们曾大胆的设想这个墓群的主人是爱好习字的一家人。当然我们这一不成熟的商周书法探研工作只是一个开端，也多属于蠡测的范畴，我们也尽力解决书法的起源之探。文字的起源与书法的起源并不是一回事，也需要把甲金文中非书法的因素剥离出来。

　　本文根据北京/张翀《伯懋父簋墨书与商周书法》一文编辑整理，原文刊载于2015年《收藏》0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