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海莉 搬旱船 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

　　农民画是在中国特定历史与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画种。在欧洲，与中国农民画相近似的绘画现象称之为稚拙艺术，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东南亚地区称之为素人绘画。“农民画”在中国历来是一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后来有人改称它为“现代民间绘画”。中国农民画发端于农村，与古老的乡风民俗和传统民间艺术有着深厚的渊源，从它诞生、成长、发展的几十年中，延伸着一行艰难与振奋、发展与困惑的历史轨迹。

　　农民画的出现

　　应该说，广义的农民绘画，要追溯到很早以前。如宗教信仰民俗中的神庙壁画，陆道场画；服饰民俗中的刺绣挑花底样，织锦印染图纹；居住民俗中的屋顶彩画、箱柜漆画，灶台画、炕围画；节令民俗中的年画，剪纸，彩灯、风筝；游艺民俗中的脸谱、皮影、纸牌等等。通观各门类民间美术形式，有的本属民间绘画范畴，有的则与民间绘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十四、五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资本主义萌芽，雕版工艺的发展，戏曲、小说的盛行促进了市民版画的蓬勃兴起，同时繁荣了分布全国各地的农民木版年画业。这些木版年画作坊均由农民亲手操持，农忙之余，他们便在作坊赶印年画，以便在年关应市。木版画内容丰富，形式繁多，有别于市民版画的刻线纤细和设色清淡，富有浓郁的农民艺术气质。

　　从整体上说，20世纪40年代初在延安和其他解放区兴起的新年画运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三度形成新农民画，都与传统乡村木版年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确切意义的农民画的出现是在20世纪50年代。

　　1955年春，江苏邳县陈楼乡新胜一社农民张开祥，组织了6人的美术小组，针对社会思想情况，通过绘画形式来表扬先进、批评落后，对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957年夏季，邳县陈楼乡农民张友荣为饲养员克扣饲料粮食一事，在饲养屋小墙上蘸锅灰水画出了第一幅以批评饲养员为内容的壁画。消息传到县里后，被当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的新鲜事物而大力推广，“不到四五月功夫，邳县城乡户户五颜六色，村村壁画满墙，一街两厢成了天然画廊，群众好不热闹”。由此，邳县展开了空前的群众性农民绘画运动，涌现出力量雄厚的美术队伍。接着又拍电影，出画册，还上北京展览，邳县成为大跃进时期全国农村壁画运动的一面旗帜，各地竞相效仿，全国遍地开花。其声势与之齐名的还有河北东鹿、安徽阜阳、陕西户县、四川绵阳、湖南麻阳等地，亦有一定规模。

　　初期农民画中的一些作品，尽管成为与浮夸风、虚幻浪漫热情的共生物，如“亩产万斤”之类，然而声势浩大的壁画运动确实起到一定的鼓动生产作用，农民画家们那天真质朴的乐观主义精神和传承已久的民间艺术的审美情趣，也被不自觉地带进了一个新的领域，那些充满美好愿望甚至近乎狂幻的雅抽图画里，流露着农民作者其挚的情感，这正是初期农民画的真正价值所在。但其本身的发生却并没有经济利益的刺激作用在内，这种艺术上的自发性和纯真性，必然带来艺术运动的非持久性。以壁画形式出现的第一次农民画高潮，经过一阵波汹浪涌之后便悄然沉歇。

　　农民画由夸张转向写实

　　第二次农民画高潮出现在中国西部的陕西户县。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户县就掀起过农民壁画的热潮，其代表作如《我来了》《多拉快跑》《挑着大山赶太阳》等等，那充满热情、浑若童话般的画幅，正是当时农民们的心理写照。到了60年代，大跃进的热情骤然冷却，接踵而来的“暂时困难时期”让人们冷静地面对现实。户县的农民美术活动开始卷入到“三史”（社史、村史、家史）画创作中来。此时的农民画一扫初期农民画的夸张、浪漫和随意，开始转向注重现实生活描写，重视写实的造型因素。

　　1972年，陕西户县秦渡公社三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志德创作《老书记》一画，采用传统工笔重彩形式塑造了一位在劳动间隙中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的老书记形象。《老书记》的问世，既是那个时期对农民画的典型要求，又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它成为70年代户县农民画的重要代表作。该作品1973年由文化部在北京展出后，又在全国八个大城市巡回展出，国内50多家报纸杂志发表，并被出版社印成单幅画在全国广为宣传张贴。与此同时，户县涌现出一批反映革命与生产内容的写实造型风格的作品，户县农民画一时蜚声国内外，成为美术界的“样板戏”。但是，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在风格上向学院写实风靠拢，形式美感的表现服从于当时政治内容的需要，民间造型的优势被弃置于一旁，反而背上了技法上的沉重负担。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正处在拨乱反正、百业待兴的时期，上海金山农民画以其清新的面目脱颖而出。其时，中国美术界正在开展“形式与内容”的讨论，金山农民画的问世，表面上看是作者对周围日常生活的关注，但实质上，是借生活情境的可利用因素，去展示绘画形式的美感。金山农民画的辅导者调动了农民作者们艺术表现的朴素本色，但是，这种潜力的开掘毕竟要受到地域环境等多方面的局限，使得部分作品多了一些矫饰，少了一些农民画应有的质朴和力度，较难让人们从中看到民间文化更深厚广博的传统基因。

　　“画乡”不断涌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股势头不小的“民间文化热”。改革开放之风迎来了农村经济的复苏，沉寂多年的“画乡”又重新活跃起来，除了原有的“画乡”外，又涌现出不少新“画乡”，不仅在农村，在渔岛、牧区和少数民族地区都能看到农民画的蓬勃兴起。老“画乡”如陕西户县在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之后，开始找到了一条正确发展的道路，懂得了农民画应该运用自己最熟悉的绘画语言，才能表达出它的本质特征。离户县不远，以安塞、洛川、宜君为代表的农民画带着浓厚的黄土高原气息，向人们展示了艺术传统的现代魅力。

　　1985年以后，是中国美术界最活跃的一段时间，浙江东海岸的一个海岛——嵊泗县的渔民画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农民画坊。一群从未受过专业训练的渔家姑娘和小伙子，操起油画笔和油彩，在画布上涂抹出一幅幅生动离奇的图画。他们表现的是渔民和大海，几乎每一幅画面都笼罩在一种神秘、厚重的气氛里，似乎古朴而原始，却有很强的现代感，有的甚至带有浓郁的拉丁美洲野味。

　　于是，在东北黑土地，在江南水乡，在“丝绸之路”，在南海边陲，在中州大地，全国各地一下子涌现出近百个农民绘画群体。这些群体以各地群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为活动场所开展美术创作，并配备具有美术修养的专业人员来辅导他们。这些辅导员大都不来用学院式的技法模式来灌输，不越俎代庖，而是启发他们将民间美术的造型本领运用到绘画创作上来。

　　农民画家们有着土生土长的优势，继承和发扬本地民间美术的优良传统进行新的创造。他们既在传统民间美术造型上吸取营养，融合新机；又能借鉴西方美术的精华，运用到自己的绘画创作中。农民画家们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发挥，一大批优秀的农民画作品相继问世。几乎每一次大型的农民画展都引起观众的强烈反响，中国农民画的影响越过了国界，受到国外艺术界的密切关注。农民画的多次出国展览，大有压倒专业画家之势。鉴于全国各地农民画创作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绩，1988年春天，全国有51个在农民画创作上取得显著成就的县，被文化部社会文化局命名为“画乡”。“画乡”的命名，标志着中国农民画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21世纪以来，中国经历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急剧转型，这也构成了新时代农民画和新一代农民作者叙事背景的变更。在新一代农民作者的视觉表征及其构建的自我图像谱系背后，唤起的不仅仅是他们这一代的生活经验和文化记忆。而充斥其间的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困惑的文化关注，也让我们看到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全国各地新农民画乡在新时代的影响下，对自己的艺术有了新的追求，无论是题材、内容和创作手法上，均呈现出了更加多元化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