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沅

　　中国古代以科举取仕，天下读书人都怀揣着一个“学成文武艺，贩于帝王家”的梦想，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要是能考上头名状元，那真是“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了。然而多数状元早已被历史的烟尘湮没，只有几位成就卓著者，还被后人念叨，清代状元毕沅，就是其中之一。

　　毕沅（1730—1797），字纕蘅，号秋帆，因从沈德潜学于灵岩山，自号灵岩山人。镇洋（今江苏太仓）人。清代经史学家，文学家。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后累官至河南、山东、陕西巡抚，湖广总督。毕沅的隆盛声名，并不仅仅得于他状元头衔、作过封疆大吏的高官。他还是清代学者、史学家、文学家、收藏家。他编纂的《续资治通鉴》，上承《资治通鉴》，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迄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宋、辽、金、元的历史，前后四百零九年。 该书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总引资料达三百余种，纠正了以往宋史专著详北宋略南宋的偏颇，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资料，至今仍然是史学家研究和借鉴的重要史书。 　　毕沅曾自撰一副对联：“博搜赵氏金石录；旁罗米家书画船”，较为完备地体现了他在收藏方面的成就。他在法书名画收藏、金石碑帖方面的搜罗考证上，名重一时，是收藏史不该遗漏的人物。 　　毕沅中状元之后，正是乾隆皇帝统治的中后期，在中国书画收藏史上，这是书画由私家收藏逐渐聚拢流向宫廷的时期，清代前期那些煊赫的藏家如梁清标、安歧、宋荦、高士奇的藏品，大多被乾隆这位收藏大鳄鲸呑，但民间仍然散落有部分珍贵的名画。毕沅收藏有宋代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范宽的名作《晚景图》、五代董北苑《潇湘图》、元代赵孟頫《二赞二图诗卷》、陶九成作《南村真逸图》等钜迹，这些艺术品，一部分在毕沅去世后，因案牵连，在抄家时抄走，也流向了皇宫。

毕沅著《关中金石记》

毕沅书法对联

　　毕沅所处的时代，正是金石学在清代崛起的时期，他收藏的最大成就，也多体现在金石的收藏和考证上。他在陕西任上，得到了曶鼎，据阮元《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所记，该鼎为西周懿王（公元前10世纪）时期之物，高3尺，围4尺，深9寸，腹饰兽面纹，款足作牛首形，器内铸铭文24行，410字，惜铭文下有残泐，剔后存380字。期间，他还得唐碑四种，其一为《中大夫守内侍上柱国渤海高福墓志》（开元十二年），其二为《京兆府美原县尉张昕墓志》（开元二十四年），其三为《内侍省内常侍孙志廉墓志》（天宝十三载），其四为《游击将军守左卫马邑郡尚德府折冲都尉左龙武军宿卫上柱国张希古墓志》（天宝十五载）。 　　毕沅的金石收藏，源于他信守“金石可证史”的学术思想。他先后写成《关中金石记》《中州金石记》《山左金石记》三部著作。他“宦迹所至，加意收罗”，闲时则“钩稽经史，抉择同异，条举而件系之”，他的《关中金石记》成就最为突出，书中共收录金十三，瓦三、石七百八十一，共七百九十七件，以至于关中金石被搜罗殆尽。《金石萃编》为中国金石学黄钟之作，但作者王昶在写关中文物时，“几于全录其文，以资参证”。可见毕沅收罗之广，考校之勤。 　　毕沅的瓦当收藏也很有规模，他卸任时车载关中瓦当八十余品携归故里，其所藏关中瓦当名品，拓本流传于士大夫间，一时唱酬题记，恂为盛事。他还整修了西安碑林，《清稗类钞》说，“西安圣庙碑林，乃乾隆时毕秋帆为陕抚时，搜集汉、唐诸碑碣，汇立于此，故曰碑林。” 　　当然，收藏大家也有打眼的时候，“古砖寿礼”就是一则有关毕沅的古代笑话。说他在陕西做巡抚过60岁生日时，部属奉送寿礼，他全部拒收。只有一位县官派家仆送来的20块古砖，让毕沅见后大喜，原来砖上刻着制作的年代，一看好像是秦汉时的古物。“别人的寿礼我概不接收，唯独你主人的东西非常称我之心，所以留下。”那家仆跪下如实禀告道：“我家主人为庆祝大人寿辰，特地召集工匠在县署制造古砖。主人亲自监工，挑选这些最好的古砖呈献大驾之下。”家仆多嘴，让毕大人白白高兴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