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 续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老一辈画家焕发活力重登征程，刘海粟、李苦禅、王雪涛、陆俨少、关山月、黎雄才、亚明、宋文治、魏紫熙、赖少其等人在新作中均有新的开拓，更有画家登临艺术新高峰。重整画家队伍，增设创作机构，是这一时期中国画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几年之中，各地相继建立专业画院。北京成立中国画研究院，广东重设广东画院。江苏除原有的省画院，南京、扬州、苏州、无锡、南通、镇江、常州等城市都建起画院机构。全国各地与中国画相关的画会或研究会也很多。

1985年《江苏画刊》刊登《当代中国画之我见》一文，提出中国画“穷途末路”的惊人之论。虽赞同者寥寥，却把“中国画如何往前走”的严峻问题凸显在美术界面前。这场影响颇广的争论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画坛的一个转折点。85新潮美术的迷惘和躁动之后，是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和社会转型。移植和参照西方现代艺术的文化反叛不再时尚，画坛进入贴近现实体验和寻找文化身份的理性阶段。回归传统，走近民间，寻找“中国元素”成为新的趋势。这样，便有了由美术史论界担当主力，对20世纪传统派巨匠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人的“重新发现”，还有对于文人画传统的再评价。承续传统文化精神，成为一时主流。体现在创作上，便是画家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知普遍增强，中国画凸显文化自信。

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陕西画家邢庆仁《玫瑰色回忆》和张明堂、赵益超《晓色初动》两件作品同获中国画金奖。《玫瑰色回忆》是人物画，一批青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画面不描写情节，不是常见的叙事题材画法，却着意渲染一种缥缈迷蒙的情调。《晓色初动》的画面可能是一所陕北高原小学，但这不重要，重点在于这是一件细碎点皴、满纸朦胧的山水画，运用了不同常规的画法。作者都是新面孔，画法明显带入新气息。这一类作品获奖，体现出中国画一种更具容纳性、更鼓励创新的发展趋向。在此后每五年一届的全国美展中，更能明显看到中国画获奖作品的多种品类、风格和个性。不论人物、山水或花鸟，也不论水墨写意还是工笔设色，画家们同样重视撷取传统或民族民间艺术中的有益元素。在题材选择、意境内蕴、语言手法的几个角度，都体现出中国画在承续，也在变革。画家们力求传达传统文化精神，以新的表达方式去适应当代观众的欣赏诉求。

尊尚传统，承续文脉，体现出应有的文化自信。不过，传承并非复古，也不等于单纯的守成。所谓文化的发展，需在延续中推进，由继承而创造，通过变革、创新而为后人积累文化财富。显然，由变革进而开新，这是当代中国画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变 革

艺术上的变革，首先体现在观念与方法的更新和突破。改革开放以来，以王朝闻为代表的老一辈美术史论家，一边挑着研究重担一边培养新生力量。美术研究队伍随之迅速扩大，整饬史实史料，探讨艺术规律，介入创作论评。对中国画传统，对前辈大家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则让中国画的向前发展，获取坚实的理论支撑。也在对唐宋绘画，对黄公望、董其昌、石涛、吴昌硕及对文人画传统的重新省视研究中，美术家对中国画的深厚传统有更清晣的认知。《齐白石全集》出版后获得广泛关注，一批专家历时七八年编撰的十卷《黄宾虹全集》又获国家图书奖。深入研究黄宾虹，撷出其由传统内部发掘中国画继续发展的原动力，以承载传统精神的深厚笔墨功力而成一代大家的原因。这样的学术成果，对中国画的正本清源和如何发展作了正面回答，有着明显的现实意义。由于这样的学术铺垫，维护传统文化价值，传承人文精神的潮流渐盛。“新文人画”创作群体的崛起，是对回归传统的一种探索。史论界对于中国色彩传统和日本岩彩的研究，也对工笔重彩领域的大面积繁荣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面对开放的世界，中国画视野大大扩宽。一方面，接纳新知，敞开胸怀承受外来艺术思潮撞击。另一方面，通过承继传统、借鉴移植和汲纳新法而推动艺术革新。史论界多称之为中国画“现代性”转型的观念更新和实践探索，都是中国画坛几代人，在多维度的空间上展开的。李可染以“苦学派”自居和对传统、素描及基本功的论述，吴冠中以笔墨形式突破为重点的艺术创新，周韶华重振汉唐雄风的呼吁和创作试验，周思聪一系列“以个人之心直面人类”的水墨创作，都为中国画创作实践的多元化探索提供了示范和启迪，在其时中囯画坛上产生深广影响。

稍梳理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画坛出现过不少让人记忆犹新的热词：“转型”“新文人”“新写实”“新写意”“新工笔”“都市风”“实验水墨”……这些先后出现的名词或是一种旗号，或是一股思潮，或是一拨群体，都成为一时热点。众声喧哗的背后，有其时画坛对于风格、题材、观念、手法的探索，还有艺术取向与价值标准的论争。由思想开放而求变革，由开新而发展，中国画走在往现代转型的道路上，越来越明确地体现出文化自觉。

开 新

立足于充分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才会有坚实的文化自强。取法民间艺术，回溯文人传统，试验材料肌理，探究现代水墨，中国画的开新是以现代人的精神诉求为起点，向多方位艺术空间展开的探索之旅。改革开放40年来，人们可看到中国画的创作观念刷新，题材领域扩大，语言形式多样，个性风格成为画家们的自觉追求。

这是一幅多姿多彩的图景。由林风眠开辟的融汇中西艺术的方案，由于更多人参与试验获得了更大拓展。将西方块面结构和中国画点线韵律融为一体的吴冠中备受关注。接踵而来的，是将色彩表现融入水墨语言，对形式美造型手段的探索。大胆一些的拓展，是引入西方夸张变形以至抽象派语言。另一部分画家为了表达现代都市的精神心像，放手与传统拉开更远距离，将中国水墨元素和西方当代艺术观念嫁接在一起。由于游离了中国画的常见规范，某一类表现性较强的作品或以新的名义参与全国美展“综合材料”或“北京国际艺术双年展”之类大展评选。改革开放年代的艺术，交叉、融合、重组和嬗变本就是发展的常态。应当说，不论借用中国水墨还是工笔重彩，题材是人生、景物或都市，也不论形式语言偏向传统、中西融合或全新实验，只要是拓宽了艺术表现的空间，适应了当代观众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这样的艺术试验和创新都值得鼓励。

开放的社会氛围才会有创作上的繁茂。艺术创作活跃的若干地区，逐渐形成了群体和地域特色。一些底蕴丰厚且有人才优势的地区，或有意识地强化地域特色和培育地方画派。新海派、新浙派、新金陵画派、黄土画派、新学院派、漓江画派等等，一时名目难以尽数，多样化生态进一步夯实。而在现实主义方向的创作上，更接连产生了一批批有广泛影响的作品，艺术水准到达新高度。如周思聪《矿工图》，郭全忠《万语千言》，周韶华《大河寻源》组画，杨力舟、王迎春《黄河组画》，吴冠中《春雪》，赵奇《重逢》，谢振瓯《大唐伎乐图》等，都是有代表性的力作。画坛后起人才兴盛，为改革开放时代一大特色。一批中青年画家，如贾又福、王晋元、张步、林丰俗、徐希、马振声、赵华胜、冯远等崛起，何家英、唐勇力、田黎明、袁武以及更新一批青年才俊又接续上场，呈现出充沛活力和艺术创新锐气。

值得一提的是，在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周思聪的中国画《人民和总理》、沈尧伊的连环画《地球的红飘带》、李伯安的水墨巨制《走出巴颜喀拉》、冯远《世纪智者》、赵奇《京张铁路·詹天佑和修筑它的人们》等作品，都能在宏大叙事主题下展现出鲜明个性特征，承载着新的时代气息。近10余年来，与民族、国家、历史、社会现实相关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大工程接连上马，规模大，投入大，社会影响也大。2009年9月，中国美术馆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106件作品中有中国画作品40件。唐勇力《新中国的诞生》、袁武《东北抗联》等，是这项工程中的力作。2016年，历时5年的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完成，146件作品中近四成是中国画巨幅作品。其中有宋雨桂《黄河雄姿》、林海钟《鉴真东渡》、任惠中《文景之治》，唐勇力《盛唐书画艺术》、林蓝《<诗经>——长歌清唱》等。这批新作体现出美术家更注重发掘中华文化资源，承传中国绘画传统，表现题材和语言手法也更趋多样化。画家们再不像前几年那样简单化借用传统的符号，而是尽力让民族艺术传统与当代精神有机整合融通。中国画抒情性、写意性的特征被合乎情理地融入了历史题材人物画创作语言中。

中国画长枝老干，大叶硕果。改革开放给予中国画新的发展机遇，让艺术家充满创造活力。40年来的中国画，呈现出各种题材不同品类齐头并进的繁茂形态，在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上有着前所未见的丰富性。

（作者为广州美院中国近现代美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协理论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