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共展出70余件印度尼西亚现当代艺术发展中的代表性作品,作品时间最早起于20世纪30年代,历史跨度近1个世纪。展览重视审美语言的多样性,囊括了素描、绘画、雕塑和视频。展览中的两条叙事主线一方面概括了不同发展阶段的艺术风格和主题,另一方面通过聚焦艺术家、团体和学派,以及其间的联系来勾勒印度尼西亚艺术世界的成型轨迹。据介绍,此次展览的策展角度是通过展示年代与现场地貌,将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融入印度尼西亚艺术史迂回曲折的汪流之中。
展览策展人阿贡·哈贾特尼贾农介绍:“印度尼西亚是东南亚人口最多的热带气候国家,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占据着独特的一席之地。除了本土文化中民族、语言和宗教传统的多样性之外,其独特性还源于历史上与世界上不同文明的诸多碰撞。自20世纪初以来,印度尼西亚以一种渐进与激进并行的方式经历了社会文化变革的诸多阶段,从被殖民开启的现代社会发展成为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国家。”围绕这一历史背景,本次展览分为了“早期先锋”“分歧地带”“走向人民”“交叉路径”4个部分。
记者了解到,20世纪上半叶,荷兰与日本的殖民政府曾影响过印度尼西亚艺术的发展。除此之外,一批本土艺术团体在引进现代艺术(主要是爪哇岛和巴厘岛)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被称为“桑加”的艺术团体活跃于组织展览以及其他形式的艺术活动。画家苏佐佐诺便是在爪哇岛介绍与推广“桑加”模式的人物之一。1938年与1946年,他与同侪分别在雅加达和日惹建立了“印度尼西亚艺术家联盟(PERSAGI)”和“印度尼西亚青年艺术家协会(SIM)”。这一时期,大部分艺术家起初均推崇现实主义,随后成功发展出各自的艺术语言与创作风格,这批作品也成为20世纪印度尼西亚艺术史上重要的代表性作品。巴厘岛艺术发展的重要时刻要追溯到1936年艺术团体皮塔马哈(Pita Maha)的成立。这个艺术团体由瓦尔特·施皮斯、鲁道夫·博尼特和埃·古斯蒂·尼约曼·伦帕德共同成立并引领。皮塔马哈的艺术家将巴厘岛传统绘画与旅居巴厘岛的欧洲人的现代绘画相结合,演化出一种新的艺术风格。通过展览与教育,皮塔马哈推动了一种新的视觉语言的建立,如今这种风格被定义为巴厘岛绘画风格。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印度尼西亚艺术创作的“轴心”由“桑加”模式转变为艺术学院模式。始建于1947年的万隆技术学院(原万隆绘画教师高等教育中心,ITB)、始建于1949年的印度尼西亚艺术学院(ISI,原印度尼西亚日惹美术学院,ASRI)以及始建于1976年的雅加达艺术学院(原雅加达艺术教育学院)都深刻地推动了这一转变的发生。这些学院不仅采用了面向现代艺术的现代学习体系,而且还引入了新的绘画美学标准。万隆的艺术课程部分是由欧洲的画家与教育家设置的,因此更倾向于引介欧美现代艺术的最新发展,尤其是抽象形式主义。而日惹的艺术课程体系则来自于“桑加”,因此更倾向于社会现实主义。万隆和日惹这两座城市在教育方向的区别导致了不同的美学风格,万隆绘画教师高等教育中心讲师艾哈迈德·萨达利与日惹美术学院讲师哈吉·维达亚的作品即是例证。但是,这两个“阵营”之间的差异绝不是泾渭分明。事实上,日惹有如法贾·希迪等艺术家和讲师致力于抽象形式语言的研究,而万隆也有如斯里阿迪·苏达索诺这样的高级讲师和艺术家因为具象绘画而为人所知。
1950年,印度尼西亚的一群艺术写作者、评论家、画家和其他文化从业者成立了“人民文化协会(LEKRA)”。从两位前成员佐科·佩基克与阿姆鲁斯·纳塔尔西亚的作品可以看出,协会的初心是通过艺术实践推动社会进步。“人民文化协会”鼓励成员“走下去”,去直接关注普通人民的生活。不属于任何文化群体却持有同样观点的艺术家苏加那·克尔顿颇具影响力,他认为艺术应当反映对社会现实的认知,这一观点也体现在他的画作中。1998年后,新一代艺术家在信息技术爆炸式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他们的审美更趋多样,以致不同的艺术趋势在同一时空中并行不悖。这一时期,印度尼西亚加入了全球艺术的嘉年华,此时“当代艺术”这一宽泛而全面的名词正在将各类艺术的不同分支与暗流囊括其中。
苏丹介绍,对于印度尼西亚当代艺术蓬勃发展的态势,世界艺术界有人预言这是未来全球文化艺术多中心的一种表现,这和印度尼西亚庞大的收藏家族群有关,本次展览的绝大多数作品,就来自印度尼西亚当代具有影响力的收藏家、艺术赞助人、清华大学校友林运强,其他作品则来自林大艺术中心等艺术机构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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