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仇英的《汉宫春晓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与文徵明,沈周,唐寅一同被推为明四家的仇英,字实父,号十洲,江苏太仓人,迁居苏州,近乎一生穷款。约生于弘治十一年(1498)(徐邦达认为生于1502或1503),卒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
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引录的顾恺之《论画》:“凡画,人最难,次山水,次狗马;台榭一定器耳,难成而易好,不待迁想妙得也。”
而仇英则同时精于这最难,次难,还包括难成易好的台榭。
仇英为漆工、画匠出身,生活所迫,为人勤奋好学,以至于是一位典型的多面手,人物,山水,花鸟,界画无一不精,且往往于山水台榭中可见人迹。
画面共描绘有114人,大约六类身份:
贵妇,女官,婢女;
男官,侍者,画师。
扑蝶,采花,既非酷暑,又非秋意渐浓;嫩叶花枝点春,朝雾氤氲点晓,至于汉宫春色,在景,更在景中人。
画卷长,设色古雅,仕女众多, 但细节和环境的安排配合才是情景型创作的难题。
要多变又要统一,要和谐又求独特。
光是扇子,图卷中便画了16把,其中15把为团扇,有大有小,
柄各有长短,长柄扇由侍从为地位更加尊贵的人引风遮尘,且每把扇子的形制大小纹样都有所区分。
非团扇的那一把为羽扇,形似翅膀。不对称的样子倒与“便面”有几分相似,却又像极了“百变小樱”中的魔杖。
从扇有记录以来,即呈现两种走向,一为礼仪用扇,一为寻常日用。
两汉时期,团扇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又有别称 圆轻,可见于唐代黄滔的《去扇》:
已知秦女升仙态,休把圆轻隔牡丹。
汉代的《团扇赋》则似是第一个进行团扇描述的作品。
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动摇微风发。
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
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
此诗又名《怨歌行》,是班婕妤失宠后所作,收于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昭明文选》中。
女子与团扇的组合便最初为人们留下了哀怨的印象。
如《挥扇仕女图》等宫怨题材更是在画面上以团扇为典型装饰物,气氛凋敝一如秋风纨扇的意境。
仇英此画题虽为《汉宫春晓图》,但与汉代班婕妤的宫怨情况截然不同,仕女以扇扑蝶,乘凉,衬托姿态,无不显示着欢愉气息,几乎随处可见鲜艳的红色,且作者继承南宋的院体传统,追求工细,写实。
再看人物面部,仕女均采用三白法画面色,以白粉提额,鼻以及下颏,并施朱唇,闲适的神色与绫罗绸缎和珠光宝气配合,粗细灵活,兼用高古游丝描和琴弦描。优渥的生活条件和画题的春意自然呈现。
赏鸟,浇花,理妆容
舞蹈,演乐,与儿戏
一段中的两处活动甚至应了五代花蕊夫人的《宫词》:
碧窗尽日教鹦鹉,念得君王数首诗。
斗草深宫玉槛前,春蒲如箭荇如钱。
斗草活动的一小段中,仕女们半蹲游戏,旁有注目围观,地上有花草,手中亦有,女子或注目对方神色,或注目手中花草,神情动作无不与情境配合。正应了顾恺之传神论中不可空其实对,必有参照的观点。
斗草作为古代的一种游戏,南北朝时称“踏百草”,唐代称“斗草”或“斗百草”。多见于女子但并不只限于女子,通常女子或互对花草名,或比拼品种数量或韧性;明代的陈洪绶曾有《斗草图》专门表现此活动。
在《红楼梦》中亦有表现,第六十二回中写到宝玉生日,香菱和几个丫头斗草:
“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
儿童斗草则一般将各自采摘的草交叉为十字并各自拉扯,以不断的一方取胜,故此多采用韧性较好的车前草,相对于女子的斗草而言更有“武斗”意味。图示可见于故宫博物院所藏的《群婴斗草图》。
而画师为宫妃写照一段,则使人联想起汉代那位有名的丹青手——为汉元帝后妃画像的毛延寿。
尽管此人究竟是否为毛延寿尚有争议,但为后妃画像的苦恼却应是一致的。
当年王昭君的肖像遥不及本尊美,且不说毛延寿是否如传言般由于贪财而将王昭君故意画丑、将送礼的人画的美貌些,单是遇上堪称绝色的妙人儿,要以画面的静态画出真人动静之间的倾国倾城的气韵,便不能算作是容易的事。
北宋年间,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倒是在千年后从意态难成这一角度解读了此事: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毛延寿也许是被枉杀,虽有幸端详帝王后宫中的美人,难以生动描绘却也成了罪过。
为突显这位画师的技艺高超,不仅展示了现场作画的样子,还有两张已完成的画像在妃子手中传阅。
甚至引得帮忙熨烫的小姐姐不专心了,那边看着自己画像的小姐姐虽是笑得有几分矜持,但眉眼下弯似乎也很是满意画中人果真如自己一样貌美如花。
躲在一旁观看画师作画的小姐姐亦有多位。
还有不远处持如意的这位伸手特地为眼前的姑娘指向画师作画的地点。
几组人物的安排下,画师的技艺高超,作画迅速,引人入胜,便在无需旁白的情境下自然得到体现。
人物情境连贯,动态有内在联系,并未因活动繁多而使气息不畅。
不仅人物,建筑,植物入了画,动物也有生动描绘。
画面中鸟类共出现四种,有孔雀,鹦鹉,以及似是锦鸡和鹭鸶(或白鹇)的两种。一共六只。
其中孔雀的描绘尤为精工。
而跳出画名《汉宫春晓图》来看,上述有三种鸟类若作为补子的图案,在作者仇英所处的明代,分别对应:
文二品——锦鸡补
文三品——孔雀补
文六品——鹭鸶补
至于人物服饰,与汉时并不相符,却同唐宋时人的服饰有几分相像,这与明代女子服饰的基本样式大多仿自唐宋不无关系。
宋人《半闲秋兴图》
仇英《竹院品古图》
且与此二作中的晚唐宋代女子发型有相似之处。
而具体人物形象,饰品,和建筑装饰的风格,又难以摆脱明代的习惯和审美喜好,也因此使得画作的面貌独特。
如明代贵妇服饰的上褥下裙,腰带上往往挂上一根以丝带编成的宫绦,避免下裙飘起。
至于披帛则是唐代继承六朝的“帔子”,沿用至明。
仕女头上闪烁银白色光芒的珍珠,早在秦汉时就已出现并应用于首饰。早在公元前110年,海南岛因盛产珍珠,汉武帝特设“珠崖郡”。
而到了明朝,珠池业管理达到了空前严密的地步。根本目的便是确保皇室对珍珠的需求,最大限度的确保珍珠的数量和质量。只是此奢靡风向还是不可避免的指向了劳民伤财。
画中描绘的珍珠数量是相当惊人的,这也符合了作者所处的上述时代特征。
明代男子的服装以袍衫为尚,公服在洪武二十六年定,衣用盘领右衽袍,袖宽三尺。盘领即圆领,《汉宫春晓图》中的侍者,男官服装皆与之相符。
带乌纱帽,穿盘领常服的官吏及其服装示意
仇英的画作中,可见多幅以古代的故事为模板,实际却是描写明代景致。例如明代的《清明上河图》中,北宋时的城门楼应只有城门一圈为砖砌,在明代版本中外观却彻底变为了砖砌城墙,而这样的城墙搭建方式也几乎都见于明代。
以“汉宫春晓”为名的画作并不唯一,此前提及仇英本《汉宫春晓图》与历史上的画作有图示上的相似,而到了乾隆画院时,仇英自己的画作则成为了仿制范本,其仿本也用于继续作出“仿本的仿本”。
《石渠宝笈》初编记载可知,截止成书时,清宫藏有五卷《汉宫春晓图》,其中有两卷皆归于明代画家仇英名下。而被认为是原作的即为开篇所提的《汉宫春晓图》。
参考资料:
李万康《<汉宫春晓图>二百两及相关问题》[J]
秦晓磊《乾隆朝画院<汉宫春晓图>研究》[D]
张敬丽《仇英人物画<汉宫春晓图>研究》[J]
杨泽平《明清时期“南珠”、“东珠”初探》[D]
李光蕾《仇英<汉宫春晓图>研究》[D]
郑艳 著《名画中的女性》[M] 2014
沈从文 编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 2002
袁仄 主编《中国服装史》[M]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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