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顺智先生题词赠成功美术馆
（文/成功书画家网 当代书画家记者 冯宜玉）
画家简历：戴顺智：北京人。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绘画系教授、国画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多幅作品被为中央美院美术馆、中国美术馆等美术机构和私人收藏。代表作品：《历史的一页》被多种刊物发表为中央美术学院陈列馆收藏。《滥竽充数》参加“85年国际青年展”中国美术馆收藏。《高原婚礼》、《高原之神》分别收录在1994、1995《中国画年鉴》。《天国之路》被多家刊物发表。
导语：画家戴顺智先生乃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央美”门下杰出弟子，后又入“清华美院”多年执教树人。多年来无论是学习创作，还是教学育人都勤勤恳恳、矢志不渝。他的艺术创作和研究时刻围绕着“中国画继承与发展”的中国美术发展的大问题，致力于中国画“传统与现代两个课题的整合”，并将其作为自己的艺术使命。早期从事人物画的创作卓有成效，新世纪初转向国画“牛”的题材开掘，历时一十二年，着力表现“牛” 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脚踏实地、甘于奉献、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精神，旨在唤起当下人们的精神觉醒，得到业内诸多艺术家评论家的赞誉和好评。
戴顺智画作
记者：戴教授，在新时期中国人物画的创新和走向当代是国画人物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知道您的创作和研究方向也正在于此。您能就这个课题简单谈谈自己的艺术观点吗？
戴顺智：中国人物画走向当代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天这个时代与古代（也就是清代以前）已经完全不同了。在古代，中国画发展总体上沿着一条纵向的线发展，比较单纯。而到了近现代，中国画发展所处的环境变得十分复杂。作为中国画家也不光要继承老祖宗留下的丰富艺术遗产，纵向的学习传统，同时还要放眼世界，将国画发展的目光放置于全球一体化的整个大环境下去考虑。
当代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绘画艺术给中国画的发展带来了很深的影响。尤其是“八五新潮”以后，西方绘画的各种方法、思想一股脑的涌入中国，对中国画坛带来了强烈的冲击。这个时候整个画坛都显得很茫然，尤其是中老年画家，很多时候都变得无所适从或者不知所措。由于原有的国画体系被打破了，原有的理论、方法被年轻人或者理论界否定了，新的理论体系和评价标准还未成熟，也还很陌生。那么问题来了，中国画该怎么往下走？这个时候，年青的一批画家由于思想意识很敏感，很快的接受并消化新生事物。所以“八五新潮”打破了中国画旧的审美、评判的标准，对中国画走向现代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画走向现代，是历史发展要求使然，不可避免。这也是时代赋予它的使命。比如过去我们常常以“诗书画印”作为评判一幅中国画的艺术标准，那是由于古代的中国画，画面中都有大片的留白，所以讲究书法要好、诗歌才情要好、印也要漂亮，组合起来才会是一件好的国画作品。但是，我认为这个标准在当下文化环境中来说已经过时了，当代的绘画融入了许多西画的元素，所以我们在评价标准上还要融入更多的东西。但中国画最基本的根和基因又没有变，中国画讲究的“骨法用笔”，讲究的“以线造型”为核心的笔墨精髓没有变。就以中国画的“线”来讲，与其他民族绘画艺术的线有着根本上的区别，有着其独特的审美功能，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征。西方的大艺术家也有用线的，比如毕加索等。但是他们的线只是造型的一个工具，而中国画的“线”是评价绘画的艺术标准之一，这是独一无二的。
中国画走向当代是一种必然，也是其发展的唯一选择。因为在当下，中国的发展已经与世界融为一体了，不可分割。中国人的审美观念、美学思想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古人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要有一个新的审美体系、评价准则建立起来。因此对于我个人来说，在新时期中国人物画的创新和走向当代上这个大问题上主张即吸收传统的元素，又能从其他民族的绘画中吸取优秀的因子。有这样的艺术观点，也是受到我的母校“中央美院”讲究创新的艺术导向、学术氛围的较大的影响。
记者：在当代国画的实践创作上，由于大环境的影响众多的画家或多或少的都会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在您的艺术创作上，对待西画艺术元素的取舍您持怎样的态度？
戴顺智：就这个问题，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过。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这个时代，日新月异的科技文明对我们原有绘画体系的影响和冲击是无孔不入的，新的科学技术与艺术创新如影随形。面对这种新的或者外来的文化冲击，作为有思想的人，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或是喜欢、或是抵触，总会有反应的。
这种影响体现在当代中国美术界也存在着两种方向，或者很反感、或者很欢迎。欢迎者很容易就接受了西方或者当代绘画中的这些思想方法，并运用于自己的创作；反对者，就坚持传统，认为中国画固有的体系很好。这作为一种选择，不可否认都有其可取之处。中国画的发展处在当代的这种“多元文化”环境下，我们可以选择传统的，可以选择当代的、西方的，也可以选择非洲原始的艺术作为自己的方向。当下的环境非常宽松，在这种选择上是非常自由的。
但是作为有责任的艺术家必须要思考，什么样的艺术才能代表这个时代？我认为，融合了西方一些优秀艺术元素的创作更能代表这个时代。当下中国画纯粹的传统只能代表清代、明代，甚至唐宋以前的艺术，不能代表这个时代。假如唐代的吴道子、清代的郑板桥处在今天，他们也会对今天所见的汽车、飞机，高楼大厦等新事物有所反应，这些新鲜事物或许也会影响到他们的艺术创作。因此顽固的抱着所谓的传统，只是抱残守缺将不会有出路。中国画的传统是活的，它不是一潭死水，它是流动的，要不断的注入新的元素。石涛就曾讲过“笔墨当随时代”，今天这个时代是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时代，是新旧互相融合、取长补短的时代，而这也肯定会在具体的作品中有所体现。能体现这种文化交融、文化冲突的作品才能够代表这个时代。
当然，完全吸收西方的元素，一味的体现时尚也是不可取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中国画家，你的血液里流淌的是炎黄子孙的血液，所处的环境、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思想意识、文化背景都有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印痕，这是我们的根，是我们的基因，这是具有时代印痕的中国艺术作品成长的土壤，也是西方文化中没有的元素。同时，面对时代的变迁、文化发展的日新月异，或多或少都会对我们的画家产生影响。创作中必须将这两种意识、元素有机的融合起来，这才是与时代如合符节的，也是符合中国画发展趋势的。我的态度是反对顽固的抱着传统不放，也反对盲目的西化追求所谓的时尚，这两种态度在我的画里也都有体现。所以我的创作既有传统的文化因素，也有西画的、时代的影子。
记者：在您的艺术生涯中，曾有多幅表现西部，尤其是高原题材的画作屡次获奖，并得到业内一致认可，比如《高原之神》《高原婚礼》等。对于这一题材的艺术表现上，您注入了主观情感和要表达的艺术语言是什么？
戴顺智：正当在我上研究生的阶段，全国艺术创作上都转向于西部题材的画作，这代表一个时代的风尚。在那个时期有许多大师也都转向西部题材的创作上，比如刘文西画陕北人物题材、陈丹青画西藏题材。我们当时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学生正在读研究生，对流行的东西也都很向往，就和两个同学一起去了西部，到陕西米脂去了十几个村，画了很多速写。后来还去了甘肃的临夏、宁夏的固原等地采风。
西部的文化对我的触动很大，很接地气。后来也就画了许多这个题材的画作，比如《高原之神》《高原婚礼》等。主要是有感于西部人民在艰苦条件下顽强的生命力，作品也主要是赞美西北劳动人民坚强不屈和迎难而上的精神，赞美生命的伟大。
记者：您曾在“中央美院”学习，现在又执教于“清华美院”。相较之下，您能谈谈这两所艺术院校在艺术教育主张上有什么样的特点？
戴顺智：两所艺术院校在艺术教育主张上的特点与这两所学院的传统、性质以及学科开设有很大的关系。
我在中央美院上学6年的时间，对其有很深的感情。“央美”相对来说学术上、教学上都比较自由，也更注重中西方艺术的融合。这与中央美院的创始人徐悲鸿先生本身也有很大的关系，徐先生受过传统国画艺术的教育，后来又到法国留学学习西画，所以他在艺术主张上，融合中西方两种不同的因素，善于将西方艺术的元素融入国画当中。他这样的学术思想也影响到了“央美”后来的学术方向。另外，“央美”作为艺术类的学院相对自由，没有过多的拘束，这对艺术创作来说是很好。
“清华美院”的前身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所以就传统来说偏向于艺术设计，更讲究科学。所以不管是学生上课，还是学术上都很严谨，讲究理性。另外“中国美院”，比较注重传统，对传统的研究比较深。这也与它的创始人潘天寿先生有关系，潘先生在国画传统的研究上比较深，也影响了“中国美院”的学术方向。
其实归根结底还是一句话，一所艺术学院的学术导向，与其创世人，及早期的学科设计都是有很多大的关系。
记者：戴老师，您近年来的创作，有许多“水牛”的题材，您能具体谈谈吗？
戴顺智：其实作为画家在题材的选择上是比较自由的，除了规定的重大历史题材，比如画“李自成”、画“开国大典”等。选择题材的大多数情况都与画家的兴趣爱好有关系。所以对于我画“水牛”题材，首先是我喜欢这个题材，水牛的造型很打动人，吸引了我。水牛大多生活在南方，牛角很大，特别有可塑性，相较之下也很入画。同时，我也发现历来画水牛画得好的画家大多都是北方人，比如李可染、黄胄到了南方，都有经典的以水牛为题材的画作。而南方的画家画水牛画得很少，也许是由于经常见到，反而熟视无睹了。
解放以后这么多年来，专门研究“水牛”这题材的除了李可染、黄胄之外，少有画家专门关注这个题材。我画水牛是从2002年开始，02年去广西采风，路上看到许多水牛非常激动，开始关注并研究这个题材，从此投入其中埋头苦画一发不可收拾，到现在12年了。一开始是造型、外貌上对我的触动。后来通过了解，慢慢的深入到“牛”的内在精神挖掘上，牛有许多品质是值得我们人类学习的。关于牛的品质，历代有很多文人墨客都有赞誉。比如唐代柳宗元写的《牛赋》，对牛的奉献精神的赞美，鲁迅先生把自己当做人民的“孺子牛”，郭沫若写过《水牛赞》，李可染先生把自己的画室命名为“师牛堂”。可见牛本身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脚踏实地、甘于奉献、不屈不挠、不畏强暴的精神对这些名家大家有很深的触动，同样也影响着我。
解放初期，在国家建设中提出了“甘做人民的老黄牛”，号召大家学习牛的精神，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多奉献、少索取。但是当下社会，我们曾学习过的牛这种优秀的品质，在现代人身上看不到了。反而是贪婪、自私，不愿意奉献，只想索取的人性劣根频频闪现。所以我画牛，使当下的人们与牛形成鲜明的对比，通过对比赞美牛，同时也希望当下的人们重新拾起牛的可贵品质。
另外，我画牛这些年也曾多次到广西、贵州等地去画速写，去实地了解牛的生活习性。从刚开始的比较粗糙、简单，到慢慢的丰富完善起来，将雾雨蒙蒙的水牛生活环境融入其中，形成了现在的面貌，也是经历反复的观察、创作实践不断总结研究的结果。
结语：一个画家毕其一生致力于艺术发展的当代性，难能可贵。戴启顺先生就是这样的艺术家，他从研究生时期就关注“中国画的继承与创新”，多年来随着其创作和研究的深入逐渐形成了“没有传统的创新是肤浅的 ，没有创新的传统是僵死的”的艺术观点。他曾在自述中说：“每个民族的艺术都有其特有的生存环境和土壤，每个民族都有与生俱来的民族性格，民族艺术又是民族性格的具体体现。所以外来的文化，外来的艺术不可能替代本土的文化艺术，但本民族的艺术又需要在于其它艺术的相融相生中健康发展。”
